Confucius in a self-help group By Jie Yang 本章討論對儒家學說和戒律的研究如何促進對中国心理自助流派的民族志分析。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儒家哲學的元素開始在這些流派中出現,以幫助緩解道德混亂和心理困擾。雖然這種儒家化的自助將心理障礙定義為社會和道德困境,而不是個人病態,但它強調美德培養和人性的內在善良 —— 美德滿足人性 —— 將產生心理困擾的社會和道德力量生物化。這種生物化有助於使政府利用儒家思想獲得意識形態影響力並將國家責任下放到個人身上的舉措自然化和合法化。然而,對儒家思想的廣泛批判性觀點也允許對其政治和治療部署進行敏銳的分析,揭示針對中国民眾的本土化心理治療的方法。這個案例例證了哲學如何既可以成為民族志研究的主題,又可以成為民族志分析的工具。 Deleuze attends an art festival on a small, North Atlantic Island By Stuart McLean Deleuze的哲學探討了人類世界是如何被非人類力量穿越和塑造的。在早期的作品中,他探討了與島嶼相關的這一主題,因為這些島嶼證明了陸地和海洋持續存在且尚未解決的“衝突 strife”。在後來的著作中,比如他對畫家Francis Bacon的研究,他轉而將藝術視為一種與非人性力量的生成性接觸的特定模式。因此,將Deleuze的思想與在島上舉行的藝術節聯繫起來似乎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本文將Deleuze的一些概念與Papay Gyro Nights 的民族志進行對話,Papay Gyro Nights 是一個當代和多媒體藝術節,從2011到2017 年每年在蘇格蘭Orkney群島的Papa Westray島上舉辦,並以它的名字和靈感命名來自神話中的女巨人形象,結合了男性和女性、人類和動物、海洋和陸地的特徵。 Derrida and the death of my mother in buli By Nils Bubandt 本章利用 Jacques Derrida的理論見解來分析並認真對待巫術帶來的懷疑。 Nils Bubandt批評巫術是一種信仰形式的觀點,並認為“相信他人的信仰”是西方標誌中心主義的一種,旨在馴化巫術。這種對巫術的認識論馴化未能看到巫術如何像哲學本身一樣,是一種鬼魂學的質疑,它源於死亡不可能存在的難題。將巫術作為難題來研究需要將分析從本體論轉向鬼魂學。基於對Bubandt母親在印度尼西亞東部Halmahera島Buli的死亡的分析,Bubandt證明巫術是世界上的一種“不在家 not-being-at-home”,一種死亡在其自身之前發生的延異體驗。運用Derrida的藥物概念,Bubandt還展示了巫術本身是不可能的、最有效的治療方法。自始至終,Bubandt都使用Derrida的概念,但堅持將它們置於“擦除狀態under erasure(sous rature) ”。最後,本章批評巫術的社會學解釋是一種“替罪羊機制”或一種訓練有素的無能形式。 Foucault foments fieldwork at the university By Tania Murray Li 本章概述了Michel Foucault著作中的關鍵主題,重點關注他對主題的概念化、不同的權力模式以及構成我們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真理的實踐制度。它表明,Foucault致力於將社會和製度秩序歷史化,並對其進行批判性審查,這與人類學方法相呼應,人類學方法旨在“使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以激發新的探究線索。為了證明這一點,本章將Foucault的概念和敏感性應用於大學的民族志研究,借鑒了學生在宿舍中進行的研究,並仔細審查了旨在優化學生和教師時間管理和自我保健的一系列服務。 它提出了Foucault的理論和研究風格需要補充的兩個領域:多種權力模式碰撞的場所,以及批評處於萌芽狀態、具體化但(尚)無法進行明確反思的場所。 Gadamer in Black Los Angeles By Cheryl Mattingly 本章探討Gadamer的解釋學現象學在探索種族與殘疾的交叉點方面所提供的內容。它藉鑑了對撫養患有嚴重殘疾或疾病的兒童的非裔美國家庭的縱向民族志。本章以被診斷患有自閉症的兒童和他的語言治療師之間的臨床接觸開始,著眼於當兒童的行為方式對診斷類別提出質疑時,有時會出現臨床驚訝的時刻。對於那些對殘疾標籤持謹慎態度的父母來說,這樣的時刻往往極其重要,他們擔心被指定為有“特殊需要 special needs”的黑人兒童會減少孩子的生活機會。本章討論了Gadamer作品中的關鍵主題,包括他對理解的經驗結構中的預判的闡述,以及他對 Aristotle實踐智慧的闡述。 它認為Gadamer為結構性暴力的批判現象學提供了很多東西。 Harman, a prophet, a church, a name A portrait of four objects By Jon Bialecki 本章使用Graham Harman的面向對象本體論來調查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一起事件,同時也反思這種分析對於Harman的批評意味著甚麼。該事件是教會在 2018 年發布的一項聲明,要求成員拒絕使用“摩門教 Mormon”這一稱呼,儘管這是提及該信仰的最常見方式。大多數社會科學分析通過將教會分解為附屬單位或將教會視為更大力量的症狀來評估這種情況。然而,Harman將整個教會作為一個對象,並通過寫一本教會的“傳記 biography”來解釋這一事件,其中教會的各個基本方面有時被掩蓋,有時被表達。它認為,這種方法阻止了批判性思考,但允許“其他物體 other objects”,例如摩門教上帝,也被視為世界上的一個物體。 Heidegger and freedom in the anti-drug war movement By Jarrett Zigon 本章探討Martin Heidegger哲學對人類學分析的重要性。特別是,它採用了Heidegger的自由概念,即“順其自然 as letting-be”或“Gelassenheit”,來思考反毒戰活動人士在其政治活動中表達自由的各種方式。在此過程中,對主權自由和披露自由進行了重要區分,本章表明,反毒戰政治活動最好從允許他人自由的公開自由的角度來理解。重要的是,這種公開的自由與協調護理的概念有關,這也許是反毒品戰爭運動的核心道德使命。 Husserlian horizons Moods in yap By Jason Throop 本章通過與現象學家Edmund Husserl的情緒理論的對話,對颱風“Sudal”後的Yape人道德體驗進行民族志觀察。情緒是道德體驗的核心組成部分—— 不是作為特定行為或思想中的某種東西,而是作為對過去、現在和正在展開的可能性的一種協調形式分佈在情境中。本章介紹了Husserl和他的情緒理論,特別關注它們不僅“照亮illuminating”我們的生活環境,而且“照亮”我們可能居住的存在可能性空間的功能。本章隨後闡述了“道德情緒 moral moods”的概念。 根據Yape背景下的道德經驗來考慮Husserl的著作,本章認為將情緒視為道德經驗的一部分很重要,即使Husserl本人並不這樣做。最後,本章討論了哲學現象學與人類學現象學之間熟悉關係的重要性。 Ibn Rushd/Averroës in Mexico City's Kiosco Morisco By Tarek Elhaik 本章在墨西哥城的歷史中心進行了一次長途步行,以便分析案例研究並思考他對墨西哥當代藝術的田野調查。該案例研究涉及一個有趣的後殖民建築創作,即 Kiosko Morisco 或 Moorish Kiosk,位於 Colonia 或 Santa Maria La Ribera 附近。本章接著介紹了一位逍遙哲學家,他將指導他對信息亭的分析: Ibn Rushd ,[阿拉伯語全稱阿布·瓦利德·穆罕默德·本·艾本·艾哈邁德·本·穆罕默德·本·拉什德(Abū al-Walīd Muḥammad ibn Aḥmad ibn Muḥammad ibn Rushd)(生於1126 年,西班牙Córdoba–卒於1198 年) ,Marrakech,Almohad帝國 [現屬摩洛哥] ),在中世紀拉丁西部也被稱為Averroës。 Elhaik的實地考察設計(被稱為“策展設計 curatorial design”)和案例研究使他能夠在Kiosk和Averroës之間建立相似之處,並闡明西班牙裔、拉丁美洲和Maghreb研究中的一些盲點。 Jabès amongst Songhay Sorcerers By Paul Stoller 每當讀到Edmond Jabès關於沙漠寂靜的令人回味的作品時,Stoller都會夢見Niger。Jabès的作品具有挑釁性且支離破碎,以法語出版並翻譯成英語,無法歸類。是詩?是哲學?它的分類重要嗎?有多少散文詩歌作品喚起了存在主義輪廓的夢想,將想像力延伸到理解的極限?在這篇文章中,Stoller描述了一個反復出現的夢,其中Stoller和Jabès漫步穿過Niger的夢境,遇到了Niger的Songhay巫師。通過進出夢境的旅行,體驗到歡樂、驚奇、痛苦和悲傷,因為在意識的邊緣發現了存在的啟示,最後, 這是一次文本之旅,強調對人類狀況的原因和原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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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電影《娑婆訶:六指人“Svaha: the sixth finger”》我們會發現人發現了意識,也創造了意識之種種。意識主體:大腦的種種神奇功能也為人類開拓了新天地。其中,大腦所創造的人類語言就是我們用來描述世界、建構知識的工具;而語言在哲學上也拓展了知識論/認識論 在過往,認識論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語言轉向 linguistic turn”。 這可能在脈絡論 contextualism、意義對比理論 contrastivism 和 “知道 know” 的歧義理論等觀點的發展中最清楚地看到,所有這些觀點都試圖通過檢查 “知道” 這個詞來解釋某些持久的認識論難題,除了或代替, 認識和知識的概念。 儘管這種轉變更加關注認知語言,但認識論在許多方面仍然是一個典型的扶手椅子學科。 由於缺乏關於世界各地的語言使用者如何談論和概念化認知的信息,認識論中的許多討論受到阻礙(即使這種阻礙並不總是被承認)。 本書:“The Epistemolog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標誌著糾正這種情況的重要一步。 全書十二章(以及隨附的“宣言”和導言)為分析認識論提供了豐富的跨語言數據和相關理論。 大多數章節都涉及 “知道 know” 和“知識 knowledge” 這兩個詞,但也有其他貢獻,例如 Shane Ryan 和 Chienkuo Mi 對孔子哲學如何對美德認識論做出貢獻的精彩研究(第 4 章),以及 Lisa Matthewson 和 Jennifer Glougie 的 在六種左右的語言中對證明和真理的概念進行嚴格檢查(第 7 章)。這本書圍繞著一組與分析認識論的狀態相關的重要問題緊緊圍繞。 編輯們精心設計了一套精心設計的研究調查,這些調查很好地反映了該領域的當前需求 20 世紀 80 年代,認識論課程的內容與英語密切相關。 但這又完全不是英語專業課上學的那種英語,而是一種只專注於幾個單詞的簡單英語。 主要分析的是諸如 “S knows that p” 之類的句子。 很自然地會涉及 [Edmund Getti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mund_Gettier) 的著名論文,.使人覺得說英語的人可能對 “知道” 這個詞的用法有某種直觀的理解。 Gettier在他的簡短論文中沒有說任何關於直覺或不同語言的人如何將其翻譯成他們自己的語言的內容。 知道某事不就是你所知道的命題是真的,你相信它是真的,它是有道理的嗎? 所以 Gettier 的例子只是誤導?當代的分析認識論者只是在談論文字嗎? 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們是壁櫥語言學家嗎? 或者更準確地說,因為他們只專注於英語,所以隱秘的英語學者對如何使用 “知道” 這個詞自以為是? 因此,這本合集是一個受歡迎的補充。 這些章節都圍繞著我在上一段中提到的問題展開。 更具體地說,它討論了普遍性論點——相信英語單詞 “知道” 涵蓋了對知識概念本身進行分析的所有內容。 通過觀察自己的直覺,最好是作為母語人士,觀察一個人如何使用這個詞,一個人聲稱知道知識本身的本質,從而進行認識論。 這就是 Gettier 自己在他的論文中所做的。 他沒有停下來討論他對“知道”的含義的直覺是如何獲得的,但他顯然假設他的讀者與他有相同的直覺理解。 書中的許多文章都對這一論點提出了挑戰。 例如,開篇的Jonardon Ganeri 一文就完全拒絕了普遍性論點。 對他來說,“知識” 這個詞在梵文中可以粗略地翻譯成兩個不同的術語,即 jñāna 和 pramā。 問題是這兩個術語都沒有完全捕捉到 “知道” 的含義。 “知道” 或 “知識” 在文獻中的通常翻譯是 jnāna,但Ganeri 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因為 jnāna 的意思更像是 “認知” 而不是 “知識”,而 pramā 的意思更像是 “擊中 (認知)目標” 或 “成功地執行了認知行為” ,而不是 “處於具有真正正當信念的傾向狀態”。 換句話說,印度哲學學者通常用來翻譯 “知識” 的術語 jnāna 不是事實性的,而 pramā 是事實性的,也不准確,因為它更像是一種行為,而不是英語術語所暗示的意向性狀態。 英語的 “to know” 提供反例的主題在第二章由 Takashi Iida 繼續進行,他非常詳細地處理了目前用於翻譯 “to know” 和 “to believe” 的日語動詞。 他指出,日語中同時表示 “知識” 和 “信仰” 的詞,即 chisiki 和 shin-nen,也沒有捕捉到 “知識” 和 “信仰” 含義的所有細微差別。 這也破壞了普遍性論點。 日本的認識論學生使用不同的術語來表示 “知識” 和 “信仰”,因此在學習這門學科時,他們比英語國家的學生面臨更艱鉅的任務。 同樣,Kiyohide Arakawa 和 Masaharu Mizumoto 討論了三個可翻譯為 “知道” 的中文動詞。 他們發現這三個詞中沒有一個與英語動詞完全對應。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注意事項是,用中文不可能像 “我決定了解更多關於他” 那樣說 “我決定知道”。 Arakawa 和 Mizumoto 提出,這可以作為進一步認識論研究的起點。 在 “The Contribution of Confucius to Virtue Epistemology” 中,Shane Ryan 和 Chienkuo Mi 著眼於古代漢語。 zhi (知) 和 shi (是) 這兩個詞分別對應於獲得的一階信息和對該獲得信息的二階反映。 當通過英語動詞對知識進行分析和概念化時,這些含義在前面的章節中也很明顯。 從對不同語言的知識詞的這些處理中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認識論者關注英語以外的語言,那麼認識論就會發生不同的轉變。 在第五章中,Mizumoto 對對應於 “知道” 的日語單詞做了一個與 Mizumoto 提供的完全不同的案例。 Mizumoto 主張知識概念本身的一種多元主義。 也就是說,他聲稱將認識論作為一項獨特的哲學事業來進行。 日語動詞 shiru 和 wakaru 都用來翻譯 “知道”,但有一些重要的區別。 第一個是在沒有實際考慮的情況下使用的,而第二個是對實際能力敏感的。 Mizumoto 認為這種差異具有有趣的認識論含義,這是英語單詞無法表達的。 根據 Mizumoto 的說法,這兩種意義反映了認識論者對知識爭論的不同觀點,這些觀點僅源於這兩個日語單詞的不同含義。 他的結論是,從認識論上講,確實存在不同的知識概念。 因此,他指出了一個重要問題:這個項目與認識論相對主義有何關係,以及它是否有助於認識論相對主義。 也許最有趣的章節之一是由 Edouard Machery 等人撰寫的 “Gettier was Framed!”。 作者想使用不同的人群來測試 Gettier 示例背後的直覺, 這是標準的實驗哲學。 然而,作者進一步聲稱這些直覺是可以被操縱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本章報告了 Gettier 直覺受呈現效果影響的第一批證據;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在不同的環境中呈現 Gettier 直覺來使其引人注目或平淡無奇”(p 126 )。 例如,當在向受試者展示真實的 Gettier 案例之前向他們展示一個合理但錯誤的信念案例時,他們會發現後者不那麼令人信服。 作者還發現了一種框架效應:兩個在哲學上無法區分的 Gettier 案例在其中一個案例使用與另一個案例不同的外部敘述細節呈現時會引發明顯不同的直覺反應(p 126 )。 這似乎顛覆了 Gettier 關於知識的難以捉摸的第四個充分條件的案例。 如果 Gettier 判斷背後的直覺可以以這些方式被操縱,我們如何確定我們在任何時候擁有的直覺都足夠可靠,可以作為認識論研究所必需的哲學判斷的來源? 與之前強調知識概念化方式差異的章節不同,Lisa Matthewson 和 Jennifer Glougie 撰寫的 “Justification and Truth: Evidence from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從不同的語言中收集了證據,表明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 人類如何理解和概念化和辯護真理的概念。 他們認為,某些語言提供的語法特徵要求說話者證明他們是如何獲取信息的,以及說話者在發表聲明時可以提供何種程度的理由。 這在語言學中被稱為證據,是語言語法的一部分,用於對證明和真相追踪進行編碼。 例如,英語句子 “I have heard [i.e., someone has tell me] that they are going” 和 “I see that they are going with my own eyes” 將被歸入不同的語法類別,其中前者在術語方面較弱的理由。 將 Gettier 的論文翻譯成其中一種語言會很有趣,在這些語言中,對證據進行語法編碼,以查看在“Smith knows that either Jones owns a Ford, or Brown is in Barcelona" or "I know that either Jones owns a Ford, or Brown is in Barcelona”(以防第一人稱代詞指的是Smith 本人。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Edmund Get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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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6NztnPU-4 哲學之無力 - 王偉雄 2020-01-25 名采論壇 對哲學這個學科不甚了了、卻又以為自己略知一二的人,有不少都以為哲學家最關心的問題是生死及人生意義,但事實並非如此,至少這是當代西方哲學的情況。如果以哲學家的研究項目和著作內容為指標,生死及人生意義便很明顯是當代西方哲學的冷門課題。 請留意,我說的是哲學這個學科,而不是廣義的哲學。廣義而言,只要你思考的是有關生命或宇宙的究極(ultimate)問題,無論想法如何粗疏,你都可以算是在思考哲學。至於哲學作為一個學科,則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研究範疇,大的如知識論(epistemology)和形上學(metaphysics),小的如行動哲學(philosophy of action)和文學哲學(philosophy of literature);無論研究的是哪一個範疇,能夠著書立說者,都要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例如邏輯和寫作訓練)。我剛才所說的意思就是,當代哲學家之中,研究生死及人生意義問題的人比例偏低。 為甚麼會這樣?這個現象沒有簡單的解釋,但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哲學專業化:現在的哲學家,大多數是只專研一兩個範疇的哲學教授,由於談生死及人生意義難有新意,更不用說提出嶄新理論、自成一家,所以研究者就很少了。無論如何,專業化後的哲學家始終是哲學家,就算沒有在學術上研究生死及人生意義,這些究極的問題還是會在哲學心靈佔着位置,也許只是藏在一個角落,等待冒出來的時機。這些問題在甚麼情況最有可能冒出來,變成自己十分關心的事?當然就是面對死亡之時了。 美國哲學家Herbert Fingarette是個好例子。他在UC Santa Barbara任教多年,薄有名氣,出版過約十本著作,包括一本討論self-deception的小書,當年是這個題目的必讀之作;他還研究過孔子,寫成了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一書,亦獲好評。Fingarette在2018年11月辭世,享年九十七歲。在他去世前幾個月,他的孫兒為他拍了一條短片,只約十八分鐘長,讓他表達自己面對死亡的反思。這條短片剛被放上YouTube,我機緣巧合看了,感慨良多,才想到寫現在這篇文章。 只見Fingarette在片中老態龍鍾,活動能力很低,連穿衣服也要人幫忙;不過,他的表達力仍強,雖然說話稍為緩慢,但詞能達意,而且說話內容反映出他頭腦依然十分清晰。然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流露的悲情。據Fingarette自述,他的一生快樂美滿,那麼悲情何來?他這悲情的來源有二:一是與她結婚七十年的愛妻 Leslie在數年前逝世,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從此有一個無法彌補的大洞;二是他還想活下去("I still would like to hang around"),害怕死亡。Fingarette談到Leslie時,正坐在沙發聽舒伯特第十三號弦樂四重奏的行板樂章,右手作指揮狀,樂韻哀而不怨,然後他突然掩面飲泣,說自己以前經常和她在這沙發上一起聽這樂章。 既然如此懷念愛妻,感到生命不完整,為何卻仍然想活下去?Fingarette坦承自己不理性(irrational):他提不出活下去的理由,卻不知為何總是不想死。更諷刺的,Fingarette 的哲學著作裏有一本是討論死亡的,出版時他已是七十八歲,而他在書中論證的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害怕──甚至沒有理由關心──死亡。七十八歲,老矣,為甚麼那時他不害怕死亡、認為害怕死亡是不理性的,到現在只不過是更老,卻害怕起來了? 我想,那是因為Fingarette七十八歲時雖老,卻還活動如常,沒有感到自己在面對死亡;現在九十七歲了,身體在各方面每天都令他意識到死亡之逼近,「死亡」不只是一個哲學研究的課題,而是很快便會從那對引號走出來,成為自己的現實──不再是他在討論「死亡」,而是他的死亡。Fingarette理性上明白自己沒有理由害怕死亡,卻禁不住害怕,他也沒有試圖辯解,只是說那是由於他「對現實的感知」("my sense of realism");這感知,不是哲學思辨能夠弄清楚或者消除的。 Fingarette在短片裏還談到人生意義的問題,那是他沒有在學術研究中討論過的。他說現在經常在屋子裏徘徊,問自己,而且是出聲地問:「人生有何意義?」("What is the point of it all?")如果不是面對死亡,他很可能不會問這個問題。可是,問是問了,他卻沒有答案,只好嘆一聲「我知道答案就好了」("I wish I knew");接着補充說,他感到這個問題「沒有任何好的答案」("There isn't any good answer");然後再補充說,他認為答案也許是「沒有意義」("There is no point")。最後的這個補充誠實而無奈,亦顯出哲學之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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