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書友提及: ‘’还想请你在频道里推荐一些适合在至暗时刻看的书,希望能予人一些力量和鼓励。‘’ 其實這個頻道的設立就是基於: ‘’人生不免會遇到種種問題、疑惑……能有良朋同探討固然好。不然透過書籍(其他人、先輩的智慧)而獲得啟迪亦是佳事。此處所介紹者即為生活上遇到種種事、而有所感……從而就所曾涉獵、而網絡上有者予以對應而成……望能助己鞏固所學外、亦可助人令有所啟發……" 所以,頻道中大部分書籍都也已經反映了個人在這個時代所面對的種種,也希望從中自己能得到救贖。。。 例如分享過Hannah Arendt 的 ”Men in Dark Times《黑暗時代中的人》”中,她就在書中說及: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而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中譯作者序 p 3) ‘’That even in the darkest of times we have the right to expect some illumination, and that such illumination may well come less from theories and concepts than from the uncertain, flickering, and often weak light that some men and women, in their lives and their works, will kindle under almost all circumstances and shed over the time span that was given them on earth—this conviction is the inarticulate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these profiles were drawn. Eyes so used to darkness as ours will hardly be able to tell whether their light was the light of a candle or that of a blazing sun. ‘’(Preface) 對於世上的一切,一個人的力量確實有限。有很多東西作為個人的我們也實在無能為力。但雖然作為個人的我們無能為力,但心裏也應心存最大的希望,至少應該明白人的一切並不在他的外表、地位、學識,而在於人之作為人就在那一點無可替代的人性先輝。正如José Saramago在《失明症漫記Blindness》中也提點了我們的一樣: 「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那麼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要像動物一樣生活。 」 人類歷史上的黑暗時期比之於光明在比例上佔得多好多,而人的劣質行為比之於人性光輝也呈現得最多。你對「人性」是感到悲觀?還是樂觀呢?在這方面無論文學上、哲學上、電影上、歷史作品上都巳經有不少的作品書寫過、鼓勵過我們。若是要說也許簡簡單單的就以先前推介過荷蘭歷史學家Rutger Bregman繁體中譯《人慈》,簡體為《人類的善意》的“Humankind : A Hopeful History”, Rutger Bregman有鑑於報章媒體、政治宣傳、普羅大眾對於「人性」的偏誤解讀,他想透過這本書傳達一個核心訊息:「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這本書可能會令你改觀。 Bregman在書中旁徵博引,以詳盡的事實和深入的查證,說明了人類無論是出於天性、身為孩童時、在無人島上、當戰爭爆發、當危機來襲,對於自己「好」的一面,有著強烈偏好。如果你至今仍然認為,人類就是天生自私、貪得無厭、陰險狡詐,那麼這本書將會刷新你的舊觀念。如果你對社會新聞帶給你的悲觀感到難作者以招架的話,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它會讓你從中發現人性的光明面,讓你在邁向新的一年時充滿更多的正面盼望。 人類有考據的數萬年歷史以來,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衝突和鬥爭,我們也從故事裡看到領導人無論為了私利、國家的經濟、民族的情節而發動戰爭。難道,人類不就是天性好鬥嗎?只要有誘因存在,人們就會甘願殺得你死我活嗎?從歷史的考據裡面,我們會發現人性跟我們想得很不一樣:絕大部分的人不願意傷害另一個人。讓我們先從書中三個精彩的翻案來找到線索。 (一) 《蝇王》(__Lord of the Flies__)小說作者William Golding是一名有憂鬱傾向的酗酒者,他還會打小孩,他也曾說過:「我瞭解納粹,因為本質上來說我也是那一類」,這才讓作者明白,原來寫出《蠅王》的作家是一個多麼不快樂的人;而《蠅王》大意是在說,因為飛機墜機,六個英國男孩漂流到一座無人島上,在沒有大人的情況得自立求生。過程發生了許多權力爭執、失去理智、弱肉強食的情節,最後只剩下兩個孩童倖存的故事。 Bregman根據事實為主,追尋了一條實際發生過的類似案例,六名少年在太平洋落難,漂流到阿塔島(`Ata)的真實故事。這則故事跟小說大相逕庭,六名少年在荒島上發揮團結的本領,協調出遇到衝突的處理方式,還彼此在受傷時互相照顧。受困15個月後,六人獲救時仍氣色飽滿,而且士氣高漲地不可置信。真實版的《蠅王》,其實是一個友情和忠誠的故事。 (二) 在有關‘’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https://t.me/librojamanto/4775 )中Philip Zimbardo教授把24名參加的學生隨機分成兩組,12人當囚犯,12人當獄卒,觀察人類當囚犯的反應,以及擔任獄卒的人施加權力的表現。整個實驗因為囚犯精神狀態快速崩潰、獄卒施加的處罰越來越過火,結果實驗到第六天就被迫中止。 這個實驗的結論彷彿要告訴我們:「當你給予人們權力,他們就會開始為惡,發展出一些不人道的規則」。作者深入考察之後發現,這簡直是一場天大的騙局。實驗並不是任憑12名獄卒自己決定如何處以,而是金巴多本人直接給獄卒灌輸思想:「你們要創造一種挫折感,製造恐懼,要剝奪他們的個體性…」,最後獄卒定的17條規則裡,有11條根本是實驗團隊給予的意見。這簡直是引導式的邪惡。 你或許也會好奇,那如果是實驗團隊「完全不介入」的狀況會怎樣?兩個英國心理學家2002年在電視節目上複製了一次同樣的實驗,但這次沒有告訴獄卒該怎麼管理、該怎麼懲罰。結果呢?節目無聊到不行。第二天,獄卒把食物分給囚犯。第五天,一名囚犯提議設立民主制度。第六天,獄卒跟囚犯一起抽菸。最後一集,大部分人一起坐在沙發上消磨時間。這麼無聊的故事,難怪我們都沒聽過。 (三) 還有一個更出名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受測者身為「老師」,當隔壁房間的「學生」答錯題目時,就要按下電擊器,懲罰坐在電椅上面的學生。「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受電擊所發出的哭喊也是演出來的,但受測的「老師」並不知道,他們會「以為」這些電擊都是真的。 每一次學生答錯,懲罰的電壓伏特數就要提高,實驗主持人Stanley Milgram教授會要求老師繼續施罰。120伏特時學生會開始喊痛,150伏特時尖叫並喊著退出實驗,200伏特時大叫大叫血管裡的血都凍住了!超過320伏特時開始撞牆並失去聲音。結果,有65%的受測者一路聽從指揮,開到了450伏特,幾乎是把學生電死的程度。實驗的結論幾乎告訴我們,只要有權威要求,連普通人都願意電死一個路人甲? Bregman考核過後的翻案顯示了另一種事實。幾乎所有受測者都曾抗命,想要停手,但實驗方會加強壓力逼迫就範,從錄音檔聽起來更像是霸凌和脅迫。事後調查,只有一半的受測者認為隔壁的學生是真的在受苦,其他人覺得只是實驗效果。許多受試者也表示,因為他們真心「信任」米倫格爾教授的實驗對人類一定有幫助,所以即使當下不忍心,也願意咬著牙繼續做下去。 綜合以上三個翻案結果,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但引用作者所說的:「如果你催促地夠用力,給予足夠刺激、又拐又騙,許多人確實是有能力做惡。但是邪惡通常不是在表面之下,它是需要費盡功夫才能扯出來的。」邪惡得要披上善良的外衣才行。 人真的是天性好鬥、殺得你死我活的物種嗎?綜觀歷史大小戰爭,這個說法似乎成立,但是當我們把尺度放到人與人面對面的相處,就是另一種樣貌。舉戰爭為例,兩軍人馬大動干戈的時候,所有人一定都是拔刀互砍、舉槍互射吧?在那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是敵死,就是我亡了,不是嗎? 真實的戰爭傷亡統計很有意思,例如二戰英國陣亡的軍人死因中,10%是子彈和反坦克地雷;15%是詭雷、爆破和其他;75%是手榴彈、迫擊砲和空投炸彈。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隔個一定「距離」被殲滅的。真正喊著敵人是「害蟲」,一旦碰面就格殺毋論的,通常是離戰場最「遙遠」的政客和領導人。 根據研究,二戰的生存老兵超過一半從未殺過人,只有20%的軍人曾經擊發過武器。美國南北戰爭最激烈的蓋茨堡戰役中,回收的27,000把火槍,還裝有彈藥的比例達到90%。12,000把裝有兩顆彈藥,其中6000把超過三顆。但火槍設計成那樣,就是一次只能射出一顆子彈,那幹嘛裝那麼多顆子彈?因為大部分的士兵都『沒有』在試圖殺敵。人,打從心底不喜歡傷害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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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友提及: ‘’还想请你在频道里推荐一些适合在至暗时刻看的书,希望能予人一些力量和鼓励。‘’ 其實這個頻道的設立就是基於: ‘’人生不免會遇到種種問題、疑惑……能有良朋同探討固然好。不然透過書籍(其他人、先輩的智慧)而獲得啟迪亦是佳事。此處所介紹者即為生活上遇到種種事、而有所感……從而就所曾涉獵、而網絡上有者予以對應而成……望能助己鞏固所學外、亦可助人令有所啟發……" 所以,頻道中大部分書籍都也已經反映了個人在這個時代所面對的種種,也希望從中自己能得到救贖。。。 例如分享過Hannah Arendt 的 ”Men in Dark Times《黑暗時代中的人》”中,她就在書中說及: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而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中譯作者序 p 3) ‘’That even in the darkest of times we have the right to expect some illumination, and that such illumination may well come less from theories and concepts than from the uncertain, flickering, and often weak light that some men and women, in their lives and their works, will kindle under almost all circumstances and shed over the time span that was given them on earth—this conviction is the inarticulate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these profiles were drawn. Eyes so used to darkness as ours will hardly be able to tell whether their light was the light of a candle or that of a blazing sun. ‘’(Preface) 對於世上的一切,一個人的力量確實有限。有很多東西作為個人的我們也實在無能為力。但雖然作為個人的我們無能為力,但心裏也應心存最大的希望,至少應該明白人的一切並不在他的外表、地位、學識,而在於人之作為人就在那一點無可替代的人性先輝。正如José Saramago在《失明症漫記Blindness》中也提點了我們的一樣: 「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那麼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要像動物一樣生活。 」 人類歷史上的黑暗時期比之於光明在比例上佔得多好多,而人的劣質行為比之於人性光輝也呈現得最多。你對「人性」是感到悲觀?還是樂觀呢?在這方面無論文學上、哲學上、電影上、歷史作品上都巳經有不少的作品書寫過、鼓勵過我們。若是要說也許簡簡單單的就以先前推介過荷蘭歷史學家Rutger Bregman繁體中譯《人慈》,簡體為《人類的善意》的“Humankind : A Hopeful History”, Rutger Bregman有鑑於報章媒體、政治宣傳、普羅大眾對於「人性」的偏誤解讀,他想透過這本書傳達一個核心訊息:「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這本書可能會令你改觀。 Bregman在書中旁徵博引,以詳盡的事實和深入的查證,說明了人類無論是出於天性、身為孩童時、在無人島上、當戰爭爆發、當危機來襲,對於自己「好」的一面,有著強烈偏好。如果你至今仍然認為,人類就是天生自私、貪得無厭、陰險狡詐,那麼這本書將會刷新你的舊觀念。如果你對社會新聞帶給你的悲觀感到難作者以招架的話,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它會讓你從中發現人性的光明面,讓你在邁向新的一年時充滿更多的正面盼望。 人類有考據的數萬年歷史以來,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衝突和鬥爭,我們也從故事裡看到領導人無論為了私利、國家的經濟、民族的情節而發動戰爭。難道,人類不就是天性好鬥嗎?只要有誘因存在,人們就會甘願殺得你死我活嗎?從歷史的考據裡面,我們會發現人性跟我們想得很不一樣:絕大部分的人不願意傷害另一個人。讓我們先從書中三個精彩的翻案來找到線索。 (一) 《蝇王》(__Lord of the Flies__)小說作者William Golding是一名有憂鬱傾向的酗酒者,他還會打小孩,他也曾說過:「我瞭解納粹,因為本質上來說我也是那一類」,這才讓作者明白,原來寫出《蠅王》的作家是一個多麼不快樂的人;而《蠅王》大意是在說,因為飛機墜機,六個英國男孩漂流到一座無人島上,在沒有大人的情況得自立求生。過程發生了許多權力爭執、失去理智、弱肉強食的情節,最後只剩下兩個孩童倖存的故事。 Bregman根據事實為主,追尋了一條實際發生過的類似案例,六名少年在太平洋落難,漂流到阿塔島(`Ata)的真實故事。這則故事跟小說大相逕庭,六名少年在荒島上發揮團結的本領,協調出遇到衝突的處理方式,還彼此在受傷時互相照顧。受困15個月後,六人獲救時仍氣色飽滿,而且士氣高漲地不可置信。真實版的《蠅王》,其實是一個友情和忠誠的故事。 (二) 在有關‘’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https://t.me/librojamanto/4775 )中Philip Zimbardo教授把24名參加的學生隨機分成兩組,12人當囚犯,12人當獄卒,觀察人類當囚犯的反應,以及擔任獄卒的人施加權力的表現。整個實驗因為囚犯精神狀態快速崩潰、獄卒施加的處罰越來越過火,結果實驗到第六天就被迫中止。 這個實驗的結論彷彿要告訴我們:「當你給予人們權力,他們就會開始為惡,發展出一些不人道的規則」。作者深入考察之後發現,這簡直是一場天大的騙局。實驗並不是任憑12名獄卒自己決定如何處以,而是金巴多本人直接給獄卒灌輸思想:「你們要創造一種挫折感,製造恐懼,要剝奪他們的個體性…」,最後獄卒定的17條規則裡,有11條根本是實驗團隊給予的意見。這簡直是引導式的邪惡。 你或許也會好奇,那如果是實驗團隊「完全不介入」的狀況會怎樣?兩個英國心理學家2002年在電視節目上複製了一次同樣的實驗,但這次沒有告訴獄卒該怎麼管理、該怎麼懲罰。結果呢?節目無聊到不行。第二天,獄卒把食物分給囚犯。第五天,一名囚犯提議設立民主制度。第六天,獄卒跟囚犯一起抽菸。最後一集,大部分人一起坐在沙發上消磨時間。這麼無聊的故事,難怪我們都沒聽過。 (三) 還有一個更出名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受測者身為「老師」,當隔壁房間的「學生」答錯題目時,就要按下電擊器,懲罰坐在電椅上面的學生。「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受電擊所發出的哭喊也是演出來的,但受測的「老師」並不知道,他們會「以為」這些電擊都是真的。 每一次學生答錯,懲罰的電壓伏特數就要提高,實驗主持人Stanley Milgram教授會要求老師繼續施罰。120伏特時學生會開始喊痛,150伏特時尖叫並喊著退出實驗,200伏特時大叫大叫血管裡的血都凍住了!超過320伏特時開始撞牆並失去聲音。結果,有65%的受測者一路聽從指揮,開到了450伏特,幾乎是把學生電死的程度。實驗的結論幾乎告訴我們,只要有權威要求,連普通人都願意電死一個路人甲? Bregman考核過後的翻案顯示了另一種事實。幾乎所有受測者都曾抗命,想要停手,但實驗方會加強壓力逼迫就範,從錄音檔聽起來更像是霸凌和脅迫。事後調查,只有一半的受測者認為隔壁的學生是真的在受苦,其他人覺得只是實驗效果。許多受試者也表示,因為他們真心「信任」米倫格爾教授的實驗對人類一定有幫助,所以即使當下不忍心,也願意咬著牙繼續做下去。 綜合以上三個翻案結果,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但引用作者所說的:「如果你催促地夠用力,給予足夠刺激、又拐又騙,許多人確實是有能力做惡。但是邪惡通常不是在表面之下,它是需要費盡功夫才能扯出來的。」邪惡得要披上善良的外衣才行。 人真的是天性好鬥、殺得你死我活的物種嗎?綜觀歷史大小戰爭,這個說法似乎成立,但是當我們把尺度放到人與人面對面的相處,就是另一種樣貌。舉戰爭為例,兩軍人馬大動干戈的時候,所有人一定都是拔刀互砍、舉槍互射吧?在那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是敵死,就是我亡了,不是嗎? 真實的戰爭傷亡統計很有意思,例如二戰英國陣亡的軍人死因中,10%是子彈和反坦克地雷;15%是詭雷、爆破和其他;75%是手榴彈、迫擊砲和空投炸彈。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隔個一定「距離」被殲滅的。真正喊著敵人是「害蟲」,一旦碰面就格殺毋論的,通常是離戰場最「遙遠」的政客和領導人。 根據研究,二戰的生存老兵超過一半從未殺過人,只有20%的軍人曾經擊發過武器。美國南北戰爭最激烈的蓋茨堡戰役中,回收的27,000把火槍,還裝有彈藥的比例達到90%。12,000把裝有兩顆彈藥,其中6000把超過三顆。但火槍設計成那樣,就是一次只能射出一顆子彈,那幹嘛裝那麼多顆子彈?因為大部分的士兵都『沒有』在試圖殺敵。人,打從心底不喜歡傷害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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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Steven levitt──經濟學界的印第安那瓊斯,他發掘了許多看似幽默怪誕,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問題」,比方說:墮胎合法化何以能降低十五年後的犯罪率?小學老師與相撲選手為何有個作弊的通性?從小孩每年在游泳池內淹死的數目遠超過玩槍致死的結果,怎麼推論出理想父母的條件?三K黨和房地產業務員有何相同特質?毒販既然賺錢,為何還是窮得只能跟他母親住在一起?本書旨在探尋每件事物背後隱藏的一面,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以觀察內部的運作狀況。作者發明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蘋果橘子經濟學──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擁有蘋果外表的橘子果實。這種剖刀憑藉的是經濟學裡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從最有趣而關鍵的點切入。   每天喝八大杯水並無理論根據?兒童汽車座椅遠不如安全帶來得安全?游泳池其實比槍枝還要危險?父母參加家長會的重要性遠超過帶小孩上博物館?這些一點都不像典型的經濟學問題,不過問這些問題的李維特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學家,他感興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與謎團。   許多人根本不認為Steven levitt研究的是經濟學,但他無疑是當代經濟學領域最具創造力的思想家,而他也只不過是讓這門所謂「憂鬱的科學」達成它原本最主要的目標:解釋人類如何得到他們想要的。他與大多數學者最大的不同──勇於運用個人的觀察力與好奇心,也不避諱談軼聞或說故事。許多問題微不足道,有些則攸關生死。答案看似突兀,但在了解事實後,又相當順理成章。   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測量的科學,包含一組可以測量複雜資訊的完善工具。所謂「經濟」,不外乎工作、房地產、銀行、投資等資訊。但經濟學的工具也可以很輕易地應用到「更有趣」的主題上。只要找對了透視角度,所有複雜的現象都是可被理解的。這也是李維特所認為的:如果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那麼經濟學則代表真實世界的運作方式。   本書立基於一些基本理念: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找出各項誘因,算得上是解開幾乎所有謎團的關鍵,不論是暴力犯罪、運動舞弊或線上約會。傳統看法往往是錯誤的。傳統看法的形成往往相當粗糙,但很難被看穿──不過並不是不可能。重大的影響往往源自久遠甚或微不足道的原因。謎團的答案未必全都擺在你的面前。專家利用資訊優勢為自己謀取利益。從犯罪學者到房地產仲介人員皆然。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可以讓複雜的世界大為簡化。如果你了解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解讀資料,就能解開看似無解的謎團。因為數字的威力無窮,可以剝除層層的混亂與矛盾。   書中所舉的例子通常不會出現在正規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不過這種情況往後可能會改變。這些議題極有可能創立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並影響最近十年的經濟學動向。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如何運作,這本書將能提供極為豐碩的資訊。(詳情請參閱本書網站:www.freakonomics.com)。 繁體譯::《蘋果橘子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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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這種比較的部分原因是 Miller 對榮譽文化更感興趣,而不是使用駕駛槍射擊等。恥辱和屈辱,而不是那種文化在傳奇文學中表現出來的具體暴力形式。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表明我們以自己的方式像維京人一樣暴力,而是要表明某些互動結構和意義對於理解人們說話、思考、思考的方式至關重要。傳奇世界中的行為方式也掌握著我們在禮貌社會中說話、思考和行動的大部分方式的關鍵。 儘管如此,Miller 不願意讓暴力問題完全從他的討論中消失。本書的第二章稱為 “Getting a Fix on Violence”,並提出了有關暴力定義的常見問題:侮辱可以是暴力嗎? 威脅怎麼辦?暴力是否可以存在於不作為以及主動造成傷害的情況下? 法律是暴力的嗎?暴力和(合法)武力之間有區別嗎?他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對有關該主題的大量文獻幾乎沒有增加,而且這是本書中最沒有說服力的一章;當然,這會分散我們對分析主線的注意力。 Miller 在最初的總結中表示,雖然暴力是一個有爭議的類別,但爭議往往處於邊緣:他說,“暴力有一個無可爭議的核心 —— 當拳頭與臉相遇時 —— 它會逐漸演變成越來越多的暴力。” 有爭議的暴力主張,其中政治和規範議程占主導地位”( pp 7-8 )。然而 ,後來他將這一概念的核心描述為 “突破邊界 boundary-breaking”( p 65 ) —— 暴力的人是違反界限的人 —— 他承認,那些被打破的界限似乎無可爭議地暴力,但它們本身是模棱兩可的和有爭議的 ( p 60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是一個簡單案例核心的形象 ,“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質疑將互動貼上暴力標籤的適當性”( p 59 ),周圍有半暗的硬箱不行; 爭論也存在於核心。現在,以可競爭性為核心的理念並沒有什麼問題,特別是對於一個像 “暴力” 一樣充滿社會和政治意義的概念,正如 Miller 正確地觀察到的那樣 。但如果作者明確提及了概念不確定性的各種模型,討論就會更加清晰。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已經發展了—— 有說服力的定義、開放的結構、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等等 ——作為解釋暴力分析所涉及的問題類型的框架。 相反,討論只是蜿蜒前行,探索 Miller 所說的 “我們對暴力的直覺的內容”;( p 55 ) :暴力與強制不同( p 64 );並非所有痛苦都是暴力, 並非所有的暴力都是痛苦的( pp 66-67 );面對面的遭遇似乎比遠距離使用致命技術更暴力( p 69 );疏忽可能是殘酷的,但不是暴力的( p 70 );暴力女性被認為比暴力男性更不正常( p 73 );等等。這些想法並沒有甚麼問題,但它們沒有任何結果。 沒有提供評估它們的框架,因此它們對本書的整體論點沒甚麼幫助。 本章進一步受到有益的關注,即當某些遭遇的暴力受到質疑時,由誰來決定 —— 加害者、受害者還是觀察者。諸如 “誰決定?” 之類的問題或 “誰的觀點受到優先考慮?” 祗有當某些特定的事情涉及到所討論的人物塑造時,換句話說,祗有當某人的判決 —— “這次遭遇是(或不是)暴力” —— 被認為對世界產生某種特殊影響時,這些事情才有趣。當然,正如 Miller 所指出的,暴力的概念是與合法性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 p 78 ):稱一種強有力的政治行動為暴力通常是譴責它是非法的,而稱其為非暴力則是試圖用暴力來包圍它。某種 Gandhi 或 Martin Luther King 般的神聖光環。然而,顯然同一個行為可能會被一些人譴責為非法,而被另一些人稱讚為合法;由於 "暴力" 一詞彙集了許多不同的特徵和關切,雙方可能準確地提請人們注意重要特徵。問題 “誰決定?” 祗有當整個社會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立場,以便產生某種確定的後果(例如法律後果,或官方願意與持不同政見的團體進行談判等政治後果)時,才值得一問。祗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需要問:“誰的描述正在被接受為社會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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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主義領導人蔣介石二十年來每天都在日記中寫下同樣的苦澀信息:“報恥辱”。 除了這個精闢的提醒之外,他還會每天添加一條關於中國如何“洗刷”外國列強強加給它的屈辱的建議。 汪錚的書名 "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指的是中文短語 “勿忘国耻”,該詞首次使用於 1915年1月18日譴責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當面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條款。從那時起,“國恥” 一詞被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不同程度地運用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 正如 William Callahan 對此主題的精彩研究所揭示的那樣,中國國民黨(GMD)政府於 1928 年出版了包含不少於 26 個 “國恥日 National Humiliation Days” 的日曆,甚至在 1927 年以後將其中一個 “國恥日” 定為公眾假期。如今,“勿忘国耻” 這個詞出現在中國的博物館裡,出現在中國的學校教科書中,並被用作中國反美、反日示威的口號。然而,汪錚的書並不是對中國人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手中所遭受的國恥進行歷史研究,而是試圖解釋 “國恥 national humiliation” 神話如何成為中國的 “選擇的創傷 chosen trauma”。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国在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大多數重大交易中的官方行為都受到了影響。這種嘗試祗取得了部分成功,首先是受到了未經證實的概括以及對中國共產黨(CCP)領導和政策的道歉式慶祝的影響。 汪錚提請人們注意,人們普遍對集體記憶和歷史政治在現代中國分析中所發揮的作用缺乏興趣。對他來說,“歷史記憶是理解中國政治和對外關係的關鍵”( p 7 )。 作為對中國現代歷史意識的主要影響者,汪錚認為所謂的 “百年屈辱”。在此,他和中共指的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間,包括中國(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 1894/95 )中戰敗、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1900 年,滿清政府)、《巴黎和約》(1919 年)的條款(儘管汪錚聲稱另有說法)中國(中華民國)代表團從未簽署,以及日本從 1931 年起入侵中國(中華民國政府) 。當中共在鄧小平的現代化政策、東歐共產主義集團的崩潰以及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面臨合法性危機時,中共於 1991 年發起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試圖填補意識形態空白。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 “世紀恥辱 century of humiliation” 成為這場運動的修辭基石。汪錚說,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是這場 “愛國轉向 patriotic turn” 的推動者,最初只針對年輕人和學生,後來發展為全國性的動員。事實上,“中共為這場運動啟動了整個宣傳機器”( p 112 )。結果,中共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民族主義青年儲備庫,他們具有排外的歷史意識,中共可以很容易地激活這些青年來服務自己的需要。汪錚對持續的羞辱以及官方和民眾的反應進行了案例研究 ,包括李登輝訪美引發的台海危機(1995-96)、1999 年美國空軍轟炸中國駐 Belgrade 大使館、 以及 2001 年的中美戰機相撞事件。這些新的對中國的 “羞辱 humiliations” 證實了過去官方的 “受害者敘事 victim narrative”,這種敘事在 1990 年代取代了之前頌揚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的 “勝利者敘事 victor narrative” ,以及毛澤東的成功,而忽略了他的失敗。“國恥教育 Education on national humiliation” 通過官方講話、報紙社論、電視劇、學校教育以及全國一萬多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碑林 a forest of monuments”)來推動。 它的目的是保持歷史誹謗的記憶,以激發對中國正在 “復興 rejuvenation” 的自豪感,並教導中國人民熱愛祖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 p 104 )。 這一主題的豐富資料為深入、透徹地研究中國歷史政治提供了潛力。 汪錚是中國西南部昆明人,曾任北京一家智庫副主任,他撰寫了關於這一重要主題的第一本專著。然而,汪錚的分析存在不少問題。首先,過去、歷史記憶、精英神話和身份之間的關係從未被闡明。汪錚並沒有明確區分過去與歷史和記憶,也沒有討論指定身份和選擇身份之間的區別。他對民族主義的處理也依賴於一種簡單化的模型,該模型按照地理和文化界限區分民族主義:“前瞻性和普遍性 forward-looking and universalistic” 的美國民族主義與 “落後性和特殊性 backward-looking and particularistic” 的中國民族主義( p 25 )。不幸的是,本書的讀者永遠面臨著文化本質主義(中國的 “深層文化 deep culture”,p 11 )和簡單化的刻板印象:“西方許多人傾向於……”、“西方”、“西方人”、“ “中國人”、“中國人對歷史的理解”、“許多中國人熱情地相信……”、“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等等。使用這種刻板詞彙更糟糕的是,這些一般性主張都沒有任何統計或其他證據 。“美國人的歷史感使得美國人普遍對其他人的歷史不滿不敏感”( p 25 )這樣是否是過於刻板的概括?此外,汪錚從來沒有定義他的關鍵詞彙:他所說的 “中國” 和 “中國人” 是甚麼意思?難道他的意思是指,中国大陸、香港、台灣人民和東南亞、歐洲、美洲的華人社區的歷史記憶沒有顯著差異嗎?而這又是誰的 “中國” 呢?汪錚常常無法區分政治領導、自上而下的言論和一方面是官方宣傳,另一方面是數億人嚴峻的社會經濟現實,他們可能更關心安全的勞動力和食品、清潔的水和空氣,而不是 “百年的恥辱”。 汪錚在 2008 年不加批判地慶祝北京奧運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委婉地將舉辦這次活動比作一場 “家庭婚禮 family wedding”( p 156 ),並讚揚 “世界領先的 51 枚金牌,…… 精彩的開幕式,以及昂貴的體育設施建設”( pp 153-154 ),但沒有提及 2008年毀滅性的四川地震。汪錚暗示,鑑於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中國人更喜歡強大的政府而不是言論自由,然後讚揚 “政府對四川地震的迅速有效的反應”( p 157 )。 他完全忽視了中國的許多 “天災” 都有很強的人為因素。這不僅是歷史上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失敗的經濟政策導致數百萬人餓死,而且 2008 年四川地震也是如此。後者很可能是由附近一座大型水力發電大壩造成的,而造成高死亡人數的原因是許多建築物採用臭名昭著的 “豆腐渣” 式建造方式,這些建築物通過賄賂而不是安全檢查獲得施工許可。但汪錚堅稱,“通過其人道主義行動,中共拉近了人民與政府的距離”( p 158 )。此時,不禁懷疑自己讀的是一本美國著名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著作,還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宣傳小冊子。認為汪錚所推崇的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的效率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源於強制和壓制、可能證明同樣甚至更高效和有效的替代觀點和方法,這樣的假設是否太牽強? 汪錚還讚揚媒體對地震的報導,聲稱 “報紙、電視和網絡媒體公開報導了事件”( p 161) ,但他忽視了大規模和持續的審查制度帶來的不便。甚至在悲劇發生五週年之際,中宣部還發出了要求 “[正面報導](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3/05/ministry-of-truth-anniversary-of-sichuan-quake/)” 的審查要求。如果中共像汪錚建議的那樣巧妙地處理了一切,這樣的要求還有必要嗎? 汪錚的偏見分析的一個症狀是那些批評國家和黨的領導並對中國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提出不同看法的中國人,比如藝術家艾未未、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作家廖亦武,在這項研究中一次也沒有提及。 公平地說,本書的最後一章 (Memory, Nationalism, and China’s Rise) 討論了網絡空間中的民族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對前幾章的部分糾正。汪錚最終承認,“國家歷史的主要敘述仍然基於官方聲明,而不是公眾共識”,而且黨的領導人 “總是避免討論黨造成的巨大失敗和災難”( p 242 )。然而,這些讓步並沒有改變本書總體上的歉意基調。儘管存在很多問題,但若仍然對 “中國崛起 rise of China”、中國歷史政治或中國民族主義感興趣的也許也值得一看。也許讀汪錚書的價值不在於它的學術性,而在於它作為一份證明:愛國主義教育和自上而下的歷史政治所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即使在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也能取得多麼成功,那此書還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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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l Duchamp 曾經問過,是否有可能製作出不是藝術品的東西。 這個問題在現代主義文化中反復出現,對於什麼可以被識別(或排除)為藝術作品,不再有任何權威標準。 正如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說,一首詩可以由任何東西組成,甚至是剪報。至此,藝術變成了哲學,所有的藝術現在都是概念藝術,宣言成為現代主義的獨特流派。 "On the anarchy of poetry and philosophy : a guide for the unruly" 認真對待這種從藝術到哲學的轉變,重點關注許多歐洲哲學家對現代主義的系統興趣。 Gerald Bruns 討論的哲學家包括 Theodor W. Adorno、Maurice Blanchot,、Arthur Danto、Stanley Cavell、Hans-Georg Gadamer、Michel Foucault、Gilles Deleuze、當然少不了 Felix Guattari,還有其後的 Jacques Derrida、Jean-Franois Lyotard,、Jean-Luc Nancy、Philippe Lacoue-Labarthe 和 Emmanuel Levinas。 這部以新序言開頭的八篇先前發表的論文集將 Gerald Bruns 確立為不僅是我們最敏銳、最博學的現代主義批評家之一,而且實際上是現代主義的現代主義批評家。 個別章節在嚴格意義上必須稱為論文:分析、思想實驗。 它們與其說是爭論不如說是推測,提供的可能性多於結論。 它們的連貫性既取決於 Bruns 的聯想能力,也取決於主題的統一性(“這裡的思想飛向了 Habermas 的反現代主義理論……”)。 問題——最常見的是 “甚麼是藝術?” —— 取代了傳統上屬於陳述和命題的位置。 Bruns 的指令——“將噪音視為外在性的一個例子” —— 可能被解讀為對讀者的挑戰、邀請、要求,或者只是對他自己的註釋。 “模仿 Pastiche” 主導了這本書。 在任何給定的頁面上(此處的示例恰好是第 82 頁),讀者會發現從 Eric Havelock、Charles Baudelaire、Nietzsche、Blanchot、Plato、Georges Bataille、Walter Benjamin 以及下一頁上的 Aristotle、Gadamer、Longinus、 和 Ernst Robert Curtius。 關於 Bruns 對拼貼畫的傾向,可以說(就像他對 Foucault 所做的那樣)他的“文章類型是神秘評論的類型,矛盾和間接的巴洛克式散文(因此模仿…… “Bataille、Maurice Blanchot 和 Pierre Klossowski 所使用的極端語言形式”( p 70)。 Bruns 的風格模仿了現代主義對仿製品的喜愛,但它同樣喚起了抄寫本古老而可敬的傳統,學生們會在字帖上寫下經典中令人難忘的段落。 儘管“再加工”可能使 Foucault 想起法國現代主義者,但它也是“文藝復興”藝術的特徵。 無論哪種情況,無論是更古老還是更現代,Bruns 的風格都揭示了貪婪的讀者的習慣,而他們的學識需要尊重。 描述這種思維習慣的困難表明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現代主義的定義特徵,Bruns 在整本書中都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最好從負面理解現代主義。 正如Bruns所描述的那樣,現代主義是 "一個 an-"(無政府主義的)、"非 non-"(非概念的)和 "否定un-" (不羈的)。 但如果事實並非如此,那麼定義它是甚麼的任務仍然存在。 任何在現代主義的各種情況下重複出現的特徵都會因此成為一種規則,但只要現代主義是 “不羈的 unruly”,它就必須放棄任何這樣的規則。 然而,如果沒有這種受規則支配的行為,它就缺乏明確的特徵。 總之,被定義為無政府主義(尋找但沒有找到原則和規則的替代品)的現代主義根本不是甚麼特別的東西。 假設我們可以繞過這個問題(例如,通過運用 Wittgenstein 的 “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 概念),仍然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藝術運動,就像每一個偉大的詩人一樣,都會創造它的前輩。 沒有一位詩人在形式或情感上比 Alexander Pope 更不現代。 回想一下他的對聯:“那些古老的規則,發現而不是設計 Those rules of old, discover'd, not devised,/ 自然是靜止的,但自然是有方法的 Are Nature still, but Nature methodized ” ("[An Essay on Criticism](https://www.theotherpages.org/poems/pope01.html)", 1711)。然而,被認為是現代主義創造的先驅,沒有一首詩比他的 "Essay on Criticism" 更像是一種拼貼畫、一種模仿、一種引用的集合。 T. S. Eliot 對現代主義的讚歌,"[He Do the Police in Different Voices ](http://hedothepolice.org/about/title.html)" ,向最好的鐵匠 Alexander Pope 表達了最真誠的讚美。 那麼 Pope 是一個壁櫥裏的現代主義者嗎? 另一方面,我們可能期望 Bruns 會更明確地承認 Kant 是現代主義的先驅,因為沒有人做更多的工作來將美學重新定義為非概念性和不羈的。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如此定義的現代主義中減去 Kant 浪漫主義,剩下的並不完全清楚。 當然,Kant 從不質疑藝術與非藝術之間的區別,這在現代主義中很典型。 恰恰相反,Kant 花了大量精力區分這兩者,以至於 Gadamer 認為 Kant 對藝術的巨大損害源於審美差異,努力將藝術理解為藝術 …… 正如 Bruns 證明的那樣,許多現代和當代詩歌的困難可以概括為這樣一種觀念,即一首詩是由字辭所組成的,而不是我們用字辭產生的任何東西:意義、概念、命題、敘述或 感覺表達。 許多現代主義詩人認為,在詩歌中,語言不再是一種中介形式,而是一種需要探索和體驗的現實。 但是,從哲學上説,這可能是一種甚麼樣的體驗呢? 詩歌語言的物質性或封閉性問題不可避免地導致哲學本身如何被書寫以及甚麼樣的共同體定義了藝術作品——或者就此而言,定義了哲學作品。 在這項發人深省的研究中,Bruns 回答說,現代主義文化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社區,在這種社區中,藝術作品很可能既是一種事件或經歷——或者,實際上,一種另類的生活形式——作為一種正式的對象。 在現代寫作中,哲學和詩歌相互融合。 在這本書中,Bruns 幫助我們了解如何做到這一點。 "Kant after Duchamp 杜尚之后的康德" https://t.me/librojamanto/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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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ibrojamanto = libro jamanto 愛書 人生不免會遇到種種問題、疑惑……能有良朋同探討固然好。不然透過書籍(其他人、先輩的智慧)而獲得啟迪亦是佳事。 此處所介紹者即為生活上遇到種種事、而有所感……從而就所曾涉獵、而網絡上有者予以對應而成……望能助己鞏固所學外、亦可助人令有所啟發…… (書得自網絡而共享、切勿作商業用途) friendship @telebook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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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螞蟻以前曾經看過一套小說《螞蟻三部曲》講述了在漫長的螞蟻族群戰爭中,褐蟻聯邦意欲成為螞蟻世界乃至整個地球的霸主與人類世界之間進行的血雨腥風、驚心動魄的故事。螞蟻這種老幼皆知且無人重視的微小昆蟲,在本書中被塑造成地球上兩大社會文明之一,並與人類社會文明相提並論。小說從地球生態平衡的高度,描寫了人類和螞蟻這兩大社會文明在確定誰是地球真正主人的競爭中,從接觸、衝突到合作的史詩般的過程,同時首次向人們徹底揭示了螞蟻社會文明既神秘迷人又驚心動魄的“地球內部世界”。作者依據精深的螞蟻生態學知識,採用擬人化的手法(螞蟻稱人手指,將讀者帶入了一個宏偉壯觀、不可思議的螞蟻帝國……現在想不到竟找到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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