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學家 Jean Ziegler 在2005年一次訪談中說： 「在過去幾十年中，世界上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財富。世界貿易在過去十二年裏規模增長超過三倍以上，全世界社會生產毛額幾乎變成兩倍。人類歷史上首度克服了客觀缺陷，全人類共同幸福的烏托邦在物質條件上成為可能。 然而正在這時，却開始了一個粗暴且大規模的再封建化過程。新的殖民主，這些跨國企業 ------ 我稱之為世界統治者 ------ 將世界的財富納入自己的口袋。這個新的封建統治，比起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貴族統治，要殘暴一千倍 …… 跨國企業集團的合法性理論是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根據這個共識，全世界必須進行完全的貿易自由化：所有貨物、資本以及在所有生活領域裏的服務都必須完全私有他。根據這個共識，連水也不是公共財，包括人類、動物、植物的基因也可以被私人擁有與申請專利。一切都要臣服於利益極大化的原則之下。同時這些跨國企業集團動用了兩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饑荒與負債。結果是令人恐懼的 …… 今天這個人吃人的世界秩序，宣告了一切價值的終結；一切我們到目前為止生活其中的啟蒙建制，也將結束。 那是基本價值的末日、人權的末日。如果跨國企業集團的結構暴力不被打破，那麽我們的民主政治，這個如聯合國憲章第一百一十一條或者德國基本法今天所明確規定的文明，就要走入歷史了，而即將來到的是黑暗叢林。」……德國明鏡2005年4月號 https://germanwatch.org/de/1731 十多年過去了…… 今日世界的情況又如何呢？明顯只有更嚴峻！自馬克斯的《資本論》起，至David Graeber的《債的歷史》、佔領華爾街運動、“Das Imperium der Milliardare"， Thomas Piketty的“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紀資本》 "都在述說着這財富不均的現象…… 但人類的處境從未改善過……（？！） 自由世界如此，另一邊厢的世界呢？據聯合國《世界移民報告2018》，截至2015年，全球的國際移民人數達2.44億，較25年前增加近1億人。來自中國的移民是世界第四大移民體，有近1,000萬中國出生的移民生活在國外，其中僅美國就超過200萬人。貧富越來越嚴重，而人民連表達的權利也沒有。 這些年在美加澳等地湧現的中國富貴移民，成為一種國際奇觀。他們一方面有暴發戶的行為，另方面就挖空心思利用西方國家的福利和規則盡顯貪婪，比如隱瞞在大陸每月領退休金或有兩三套房產，在美加申領養老金及其他福利。有一張照片顯示中國的大爺大媽在美國教堂前排隊領取救濟窮人的食物，轉頭就見他們在教堂附近的垃圾桶旁，把一些較差的食物罐頭扔進垃圾桶，其他就拿回去倒賣圖利。這些行為使當地人把這些中國人稱為「騙子」「蛀蟲」，與香港的「蝗蟲」稱謂相似。 兩會開幕，中國網民揭發了大批拿外國國籍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國政治生活，有部份就是由這些外國國籍的中國愛國兵團去鼓掌去投票體現的。對一些「兩會」參加者有一個最新解釋，就是：一，不會公佈國籍的人；二，不會公佈財產的人。

早在現代社會之前，人類就對明顯偏離規範的行為感到困惑。事實上，古希臘悲劇家 Sophocles、Aeschylus 和 Euripides 都在他們的戲劇中上演了瘋狂和妄想的場景。最令人難忘的作品之一是 Sophocles 的 “Ajax”，其中有一個被迷惑的主人公，他屠宰了羊和牛，相信這些羊和牛是讓他蒙羞的希臘將軍（ 意識到這一點後，他後來自殺了 ）。當然，甚至在 Freud 將自己的解釋映射到 Sophocles 的 “Oedipus” 神話之前，它就已經充滿了偏執狂。這本書對上述歷史基礎還是忽略了。 同樣，Sconce 根據 Galen 關於動物精神的思想來介紹心靈/電的歷史，與電和應用（或技術）相去甚遠，無法全面覆蓋所需論述。况且 Galen 關於動物精神的中世紀思想與電無關。相反，Galen 的理論與四種體液（血液、痰、黃膽汁和黑膽汁）的概念有關。然而，有記錄顯示當時甚至更早的心靈/電連接。古希臘人知道某些類型的電魚的放電會影響大腦。事實上，Hippocratic醫學文獻提到了希臘語為 narkē 的扁平魚雷魚 torpedo-fish，指出這種魚會產生麻木感（ narkē 是現代術語「麻醉劑 narcotic」、「自戀 narcissism」和「麻醉 narcosis」的根源，它被用作為一種醫療技術 ）。雷魚影響思想的神秘能力，描述有點類似 Plato 在 “Meno” 中記錄了燭台概述的妄想和神秘解釋： “Meno：噢，蘇格拉底，在我認識你之前，有人告訴我，你總是懷疑自己，也讓別人懷疑；現在你對我施展你的咒語，我簡直被迷惑了，著迷了，我已經無計可施了。如果我可以鬥膽開個玩笑的話，在我看來，無論是從你的外表還是從你對他人的影響力來看，你都非常像扁平的雷魚，它會嚇唬那些靠近它並觸摸它的人，就像你現在所做的那樣我想，把我嚇壞了。因為我的靈魂和我的舌頭實在麻木了，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你；雖然我以前已經對很多人發表了無數關於美德的演講 —— 而且正如我所想，他們都是很好的人 —— 但此刻我甚至無法說出什麼是美德。我認為你不去遠航和離家出走是非常明智的，因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像在雅典那樣做，你就會像巫師一樣被關進監獄。” 雖然 Sconce 沒有提及，但 Socrates 描述的電魚是 19 世紀初電子產品/應用軌跡發展的一個因素，作者將其與精神病聯繫起來。Sconce 的展示讓人感覺到電子設備只是以某種方式出現在十九世紀的社會中。就 Sconce 將電與妄想結合而言，他的軌跡正確地將Luigi Galvani （1737-1798）對電的發現（ 當死青蛙的腿的肌肉被電火花擊中時抽搐 ）與Galen 的動物精神連結。因此，雖然 Sconce 準確地談到了 Luigi Galvani 的工作如何促進了神經解剖學從循環到電路的定義轉變，但他並沒有將這種轉變與基於古希臘人熟知的電鰻的同時代技術相結合。例如，1799 年，義大利科學家 Alessandro Volta 製造了伏打電池，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基於電鰻身體的合成電池。如上所述，Plato 在 “Meno” 中將其作為催眠裝置呈現， 也許更大的問題是 Sconce 對現代性的強調以及他對技術和精神病/妄想的方程式似乎是預先決定的。感覺是他採用了現代性/壓力的前提來指導他的研究，並且沒有意識到他選擇將妄想歷史地放在思想/電力方面的來源並沒有強有力地看待電力。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對現代性之前的幻想的駁斥。他聲稱早期社會沒有足夠的壓力或電子技術先進來表現出精神病，這似乎忽略了他反覆提出的一個觀點：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定義精神病 。 同樣，這本書會受益於更廣泛的相關競爭路線。Freud 的老師 Jean Martin Charcot（ 1825-1893）被排除在外是不幸的。雖然人文主義者似乎更喜歡 Freud，但 Charcot 會提供一些發人深省的對比，將一些理論、軼事和抽象材料轉移到更廣泛的社會框架中。 Charcot 是實驗室中電學的早期採用者，如今因其在催眠和歇斯底里方面的研究而聞名，這也是 Sconce 所探討的主題。 Charcot 備受爭議的職業生涯之所以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特別令人著迷，是因為他的藝術背景和戲劇性的做事方式使他在科學界之外的時代成為了避雷針。 德國表現主義電影 “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 就捕捉到了這一點，該片講述了一個瘋狂的催眠師利用夢遊者實施謀殺的故事。這部電影對 Charcot 的明顯諷刺讓敘事提出了 Sconce 在他的書中討論的一個問題：誰以及我們如何識別誰是瘋子。 最後，一個值得更多討論的關鍵想法是作者將媒體視為義肢。Sconce 指出，Marshal McLuhan 在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一書中將 Freud 的早期理論形式化，解釋說，在早期，如果人們認為某個設備導致了妄想，那麼關閉或砸碎它是一種選擇。在我們的數位世界中，由於數據和資訊已經進入放大的回饋循環，這不再是避免電子資訊的可行策略。Sconce 確實指出，義肢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並詳細闡述了假肢神性，有一天可能會涉及植入知識晶片、機械化爪子和其他功能，這將創造出改進的人類 2.0，也許還會有一個新的廣告攔截應用程式來擊敗行銷人員。他還說，義肢神性是 “科技延伸無限承諾但似乎永遠無法實現的童話般的願望”（ p 78 ）。 “The Technical Delusion: Electronics, Power, Insanity” 包含許多令人著迷的元素，但也有其限制。其中最突出的是 Sconce 對媒體如何讓人們很難了解現實的擔憂，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後真相和「假新聞 Fake News」已成為我們日常媒體報道的一部分。然而，有時，作者的研究提醒即使是學術界也會建立迴聲室。儘管如此，也許人文研究仍能成功，因為期望的結果是批判性分析而非證明？無論如何，Sconce 告訴我們，他的目標不是提供瘋狂、媒體、權力或精神病學的全面歷史。相反，他的目的是研究過去兩個世紀的技術錯覺如何質疑電子、電力和精神錯亂的歷史關係。儘管歷史框架不充分，但或多或少還是實現了這個目標。作者的第二個目標是證明這種問診是基於他聲稱曾經瘋狂但現在得到所有人普遍認可的前提，即「沒有傳播是無辜的」（ p 19 ）。 這個理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強調了技術妄想的起源，將留給讀者去欣賞。本書是圍繞著看似無窮無盡的妄想、想像和有時是現有技術的故事集來組織的。Jeffrey Sconce 的素材來源極為廣泛：文學和電影；精神病學雜誌和報紙報道的精神病學和刑事案件；以及技術的歷史，真實的和幻想的。雖然這本書完全依賴已出版的材料，但它的範圍是巨大的，大多數讀者都會驚訝於 Sconce 能夠挖掘出晦澀難懂的論文或電影來追蹤數十年來案件的發展，並在看似沒有任何共同點但與技術有奇怪關係的故事之間建立聯繫。我們可能會感到遺憾的是，Sconce 似乎沒有意識到科學技術研究在過去五十年中如何使失敗研究重新煥發活力。他是一位思想史家，很少關注演員的實際技術實踐。最後，“The Technical Delusion: Electronics, Power, Insanity” 是一本引人注目、雄心勃勃、要求很高的書，雖然有時很長，但它有時具有啟發性，而且往往很有趣，而它對技術錯覺的創新和原創方法將增加一個重要的文本。

科學家的習慣和習性 在科學家中發現了一個非常不同但相關的故事。這只是對 20 世紀中葉心理學、精神分析和行為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流派的一個適度概括，因為這些流派植根於對舊形式心理學的反抗，這些舊形式心理學在不同方面受到了啟蒙時代的心靈哲學的影響。René Descartes 的思想和 Immanuel Kant 的反思達到了頂峰。Sigmund Freud 對精神分析的解釋尤其拒絕了啟蒙運動的樂觀主義，即我們的意識層面的反思和推理是我們行為的主要驅動力。相反，正如 Freud 的名言所言，我們給出的理由往往只不過是事後的合理化 ，掩蓋了根深蒂固的、衝突的和無意識的驅動力，將我們推向相反的方向。以 John B. Watson 和 B.F. Skinner 為首的行為主義者渴望發展一門與內心狀態無關的科學 ，他們將內部狀態視為一個黑匣子，無法用科學的方式解釋任何內容。因此，這些方法很少涉及德性傾向方面的習慣，但它們很友善地提供了習慣的描述。就行為主義而言，習慣只是強化操作性條件反射的產物，籠子裡的老鼠按下一連串按鈕來獲取食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於精神分析學家來說，病態的習慣，例如那些與強迫症相關的習慣，可以被理解為根深蒂固的、無意識的心理問題的結果，至少對 Freud 來說，是由於童年發展中未解決的問題造成的。 這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方法中的一個例外是 Jean Piaget 的方法。Piaget 對認知發展階段的強調最終透過 Lawrence Kohlber、Carol Gilligan 和 Elliot Turiel 的工作在美國道德心理學中紮根。Kohlber 修改和改編了 Piaget 早期的開創性工作，以支持對階段發展的解釋。從童年到成年的道德推理。根據 Kohlber 的模型，重要的是隨著孩子的成熟而出現的深思熟慮的原因和深思熟慮的推理形式。習慣、習性或情緒在 Kohlber 的框架中沒有發揮積極作用，該框架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範性的。事實上，雖然 Kohlber 從 Piaget 那裡汲取了發展階段的概念，但他的整體論述顯示出對 Kant 的極大借鑒。 隨著時間的推移，Kohlberg 的道德認知模型被證明其主張存在問題，而且充其量也僅限於範圍。從那時起，另一種「雙重過程 dual process」模型在道德科學解釋中佔據主導地位。雙過程模型不是像極端 Freud 將行為僅歸因於無意識驅動力，也不是像極端Kant 主義那樣僅將行為歸因於意識層面的動機，而是設想了兩個過程：有意識的過程和無意識的過程。人們可能認為雙重過程模型會同等重視無意識和意識層面的動機作為行為的驅動因素，但這一領域的主流理論強烈支持一種像 Freud 一樣重視無意識的解釋。因此 ，Jonathan Haidt 用大象和騎手的比喻，其中大象（直覺和情感）主要選擇方向，騎手最多只能有適度的拉力。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模型幾乎沒有為習慣或習性提供空間，因為道德行為的無意識驅動因素通常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生俱來的，並且只能適度地進行自我修正。 本書的第二部分 “Psychology, Habit,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強調了當前和正在進行的認知科學研究如何能夠並且確實支持對習慣的豐富描述，而不僅僅是習慣。 Todd Junkins 和 Darcia Narvaez 的第一篇文章提供了一種基於發展心理學的一般理論，以理解習慣與單純的習慣的不同。在他們看來，適當的發展需要平衡和整合三種不同的道德體系：以生存為基礎的安全倫理，以哺乳動物社會本性為基礎的參與倫理，以及不僅能夠感知現有社會關係的想像力倫理，而是去想像尚未構想的可能性。Junkins 和 Narvaez 利用大量的發展研究認為，遭受壓力和照顧不足的童年會導致安全倫理過度活躍，而社會紐帶豐富的童年則有助於參與和想像力倫理體系的發展。儘管對社會環境的強調可能被認為暗示著讓人想起舊式行為主義的被動主體，但 Junkins 和 Narvaez 認為 ，將主體理解為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至關重要。即使在以後的生活中，代理人採取的參與正念練習、積極玩耍或參與政治生活的行動也可以有助於道德發展。Junkins 和 Narvaez 認為，結果是個體有正面的性格（ 美德 ），能夠表現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Junkins 和 Narvaez 提供了更籠統的解釋，而 Michal Spezio 則側重於模仿的相互作用 、模仿的神學概念以及不同於單純習慣的習慣。Spezio 擔心的是，當前的神學家，包括 Stanley Hauerwas 在本書中的文章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將純粹的習慣和習慣混為一談，這對他們自己的神學和倫理努力是有害的。Spezio 認為，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吸收了廣泛但過時的習慣心理描述，而這些描述歸功於行為主義者的強化學習框架。Spezio 指出，習慣的傳統概念實際上非常適合在互動式部分可觀察 [Markov 決策過程（pomdp）](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FzObtE6cs)方面對人類決策制定更複雜的心理學解釋的發展。這個模型使研究人員能夠以 Aristotle 所設想的習性形成的方式結合主體更新感知和信念的能力。 這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實世界的典範，Spezio 重點介紹了 [Homeboy Industries](https://homeboyindustries.org/)，一個為洛杉磯前幫派成員提供外展服務的組織，作為道德典範的案例研究。 本節的最後一篇論文由 Kevin Reimer 和 Lynn Reimer 撰寫，將理論與應用聯繫起來，重點關注問題社區中的青少年發展問題以及促進教育成功的努力。Kevin 和 Lynn 專注於一種特殊的性格 —— 堅持 —— 及其與學業成功和個人幸福的關係。他們認為，對自己成就的健康自豪感會增強這種堅持，這種自豪感會鼓勵在強化循環中進一步堅持。Kevin 和 Lynn 將他們的模型應用於正在進行的科學、技術和數學培養協會（耐力）計畫。該計畫採用跨同儕輔導，即年齡較大的學生輔導較低年級的學生。該計畫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學生和導師的互惠互利。由於導師是從較高年級的人才庫中選拔出來的，因此他們不一定都是優秀的學生，而且與年輕學生一對一的學習經驗似乎可以提高他們的學術和社交技能。此外，導師接受過培訓，可以大聲分享自己的思考過程，為學生建立良好的解決問題的技能。在這個專案中，我們不僅強調範例和建模，而且強調主動推理的建模，而不是簡單的死記硬背，即單純的習慣。 這三篇文章合在一起發揮著重要作用，展示了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哲學和神學框架、思想和論點的相關性。每一個都有助於將理論與具體聯繫起來，不僅展示了對習慣和習慣的理解如何被理解為與現有研究保持一致，而且展示了哲學和神學概念如何支持新的研究 。因此，心理學文獻的詳細程度和參與度相當重要，因為它體現了理解和發展適當的習慣和習慣概念所需的真正跨學科的努力。在這方面，也許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至今沒有提及一位歷史人物：William James。James 跨越了 19 世紀和 20 世紀，在重要方面將更古老、更具哲學思想的心理學與當時科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前沿發展融為一體，同時也為新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流派的建立做出了貢獻。James 在這裏很有趣有兩個原因 。 首先，他自己對心理學的理解主要體現在他的兩卷本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中，預見了後來認知主義對行為主義的反抗的許多發展，儘管他的心理學工作在他之後的幾十年很快就黯然失色了。其次，James 對習慣的描述近似於 Aristotle 習慣的要素。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貢獻復興了更廣泛的 James 式心理學，它連結了哲學和科學。

許多學術和批評著作致力於電影政治：父權制和男性凝視、西方霸權和電影內涵、資本主義和集體無意識。作為二十世紀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廣泛傳統的一部分，蘇聯蒙太奇主義者、法國結構主義者和英美後結構主義者，致力於分析電影美學、文本和電影產業如何以政治方式運作。但我們必須始終透過表面尋找這些含義嗎？對意識形態和無意識的分析痴迷已將我們推向深淵，也許已經到了我們看不到在波浪中舞動的程度；或者，更清楚地說，電影中明確的政治因素是甚麼？ 政治電影、戰爭與鬥爭、國際與國內、暴力與消極、壓迫與反抗的電影又如何呢？ 儘管 [Michael Camino](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Michael-Cimino)、[Oliver Stone](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Oliver-Stone) 等導演以及最近一波美國紀錄片作家（響應 [Michael Moore](https://www.rogerebert.com/cast-and-crew/michael-moore) 號召電影在文化抵抗和政治解構的前沿發揮獨特的影響力作用）拍攝的公開政治電影享有盛譽、且高度的商業成功和批判性的沉著，看來我們仍然沒有找到提出上述問題的正確語言。事實上，這種不足可能歸因於 Wittgenstein 的一個重要見解，即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僅限於我們表達世界的方式、我們的語言、我們用來探究世界奧秘的詞語，也許，現在是我們深入挖掘我們的世界的時候了。緊隨其後，要求 “政治” 到底意味著甚麼，或者 “政治” 和 “電影” 的交集可能落在哪。 幸運的是，Theodor Adorno 和 Fredric Jameson 的批評系譜得到了最近的法國電影哲學運動的支持，從 [Jean-Louis Schefer](https://mubi.com/en/notebook/posts/jean-louis-schefer-the-image-now-covers-the-surface-of-the-world) 的作品開始，在 Gilles Deleuze 和 Jacques Ranciere 最近正在進行的工作。尤其是 Ranciere ，Althusser 在歷史和藝術哲學方面寫了大量著作，將電影美學和文化散文主義帶入了與倫理學和政治理論問題的直接辯論中，因此，他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應該成為當代對電影、政治和批評問題進行調查的主要參考點。 法國哲學家 Paul Virilio 在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一書中談及，電影的歷史與戰爭的歷史有著不可挽回的聯繫。西方世界乘著一種新的感知體系的浪潮進入了二十世紀，由此，機槍和電影攝影機這兩種相近的技術相對於國民的目光和他者的目光佔據了相同的結構位置。實現這一目標，除了已經經常受到指責的電影中過度暴力的表現之外，軍事和電影機構之間的持久合作丶以及他們組織社會意識的志同道合的方式也必須得到仔細考慮。我們可以解放電影以實現更進步、更和平的目標。儘管存在明顯的逆流（ 反戰電影的悠久歷史，其緊迫性在 2000 年代加倍 ），當代電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國家軍事機構開拓或快速捕捉創新電影技術的能力。 在美國社會上，隨著阿富汗傷亡人數激增（ 2009 年 7 月和 8 月是自 2001 年入侵以來迄今為止最血腥的幾個月 ）、心不在焉的公眾、溫順且越來越無關緊要的媒體，以及一位像 George W. Bush 的許多總統一樣陷入地緣戰略軍國主義的美國總統左翼的熱心支持者擔心，現在似乎沒有更好的時機來召喚電影媒體的批判力量來質疑正統的政治想像 ，以及其受民族國家影響的政策制定。夏威夷大學政治學教授 Michael J. Shapiro 的 “Cinematic Geopolitics” 也正是如此，該書試圖培育一種電影美學的政治學，它的寫作充滿了政治理論家的緊迫感和陰謀，旨在準確識別和推進這些關鍵力量，展示電影如何幫助我們擺脫本應過時的政治思維模式，為電影研究當前的痴迷（ 常常是拐彎抹角甚至誤導，帶著新形式主義的風格 ）留下印記。也就是說，拒絕基於內容的分析，而追求基於電影形式方面的 Deleuze 方法論（ 否認 Deleuze 本人自相矛盾地使用寓言式的內容分析模式 ）。不幸的是，此類研究完全陷入了自相矛盾，幾乎立即將故事、句法和對話的寓言式解讀與 “形式” 等同起來。Shapiro 的研究雖然未能避免這一方法論問題，但提供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創框架，用於在真實的政治實踐背景下審視電影語言的意識形態方面。這本書用 Jacques Rancière 的話說，讓我們走向一種內在的政治概念是 “政治的重新劃分” —— 也就是說，對政治社會中誰重要、誰應該被傾聽的問題進行根本性的重新配置。 在他之前的書中，Shapiro 非常成功地尋求彌合美學、倫理和地緣政治話語範式之間的差距。他的這一作品一如既往地致力於這種堅定的跨學科策略，對這種概念交叉和方法論蒙太奇的能力進行了最深刻和簡潔的闡述 —— 也就是說，對軍國主義的批判比國際關係和政治科學界傳統的、有紀律的學科更有效。借鑒 Rancière、Gilles Deleuze 和 Giorgio Agamben 等人作品中美學哲學和激進社會政治批評的動態結合， “Cinematic Geopolitics” 主張電影引發的微觀政治 —— 不是說教性的，而是通過對媒介本身的敘事技術的特殊的、“反歷史的” 運用而構成的 —— 這將使觀眾成為一個批判的主體，脫離帝國的宏觀地緣政治。

Immanuel Kant 在他的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中提出了一個關於哲學地位的重要問題 —— 即，儘管哲學有著悠久而輝煌的歷史，但 Kant 想知道為甚麼哲學 “不能像其他科學一樣獲得普遍和持久的讚譽？”。 一個多世紀後，在科學取得了一個世紀的令人矚目的發展之後，Bertrand Russell 重申了 Kant 的觀察，並指出 “如果你問一位數學家、一位礦物學家、一位歷史學家或任何其他有學問的人，他的科學已經確定了真理的主體，只要你願意聽，他的答案就會持續下去”（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Oxford 2001 [1912]，p 90）。然而，如果你問哲學家同樣的問題，Russell 承認 “如果他坦白的話，他將不得不承認他的研究沒有取得其他科學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同上）。對於哲學家來說，情況可以說變得更糟，Daniel Dennett 等一些哲學家將矛頭指向了歐陸傳統，並指責他們為文化氛圍做出了貢獻，而正是這種文化氛圍使得 Donald Trump 這樣的人當選總統。Dennett 聲稱，“我認為後現代主義者的所作所為確實是邪惡的。” 他們對知識分子的時尚負有責任，這種時尚使得對真理和事實的憤世嫉俗變得受人尊敬。正如本書將要探討的主題，並通過借鑒 Gilles Deleuze 的著作，這些作品不僅沒有像 Russell 所渴望的那樣對 “確定的真理體系 definite body of truths” 做出貢獻，而且更糟糕的是，對通過對相關性的討論來淡化真理，從而消除 “對真理和事實 about truth and facts” 的憤世嫉俗。 Jeffery Bell 的 “An Inquiry into Analytic-Continental Metaphysics: Truth, Relevance and Metaphysics” 却完成了很少有人嘗試過的事情：他認真對待來自分析傳統和歐陸傳統的思想家，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圍繞一系列共同的問題（即名義上的 “真理、相關性和形而上學” ）。歐陸哲學並不總是在分析哲學界受到最有利的對待。但有時這是因為前者對於非專業受眾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Jeffery Bell 並沒有在這場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一直分裂哲學文化（至少在美國）的家族爭鬥中選邊站，而是找到了他們共同的問題。 他使用中性且非行話的寫作風格（ “行頭話” 也是某些當代分析哲學的缺陷 ）將這兩種傳統與哲學史結合起來。如果有人認為歐陸哲學與分析學的分歧已經彌合，Jeffery Bell 在第一頁告訴讀者 Daniel Dennett 如何將 2016 年 Donald Trump 的崛起歸咎於歐陸哲學。這個論點是一個古老的論點：因為歐陸哲學拒絕真理（本書的三個主題之一），或者至少是分析哲學所設想的真理，它受到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影響。它開創了 Donald Trump 政治的後真相世界。但這（以及其他類似的論點）是似是而非的。 Jeffery Bell 的書向那些不斷聽到 “Heidegger”、“Foucault”、“Deleuze” 和 “Derrida” 等 名字並立即將注意力轉向其他地方的人展示了這一點。對於那些發現歐陸哲學的語言和/或風格難以理解的人，Bell 將 Gilles Deleuze、Edmund Husserl、Theodor Adorno 等人的論點翻譯成更通用的語言。 同樣，Jeffery Bell 建立了某些分析論點的相關性，這些論點常常被他們自己製造的瑣事所掩蓋。 因此，即使是不同意 Bell 結論的讀者也應該讚揚他將兩種傳統圍繞一系列共同問題進行對話的努力。 Jeffery Bell 以 “哲學在不斷發展的科學中扮演甚麼角色？” ，哲學應該讓自己變得更加 “科學”，還是應該關注科學真理以外的問題？為導引 ，重新開啟了自 David Hume 引發、繼而為 Daniel Dennett、Stephen Hawking 和其他人所忽視的科學之間富有成效的緊張關係。在這裏，突顯了本書的一個清晰而一致的優點：對這種張力的認識並不只屬於歐陸傳統或分析傳統。Bell 認為，兩者都必須一方面避免將真理還原為相關性 relevance，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視真理的相關性。他按照 Gilles Deleuze 的說法相對於 “多少？”、“如何？”、“在甚麼情況下？” 和 “誰？” 以將真理/相關性區別定義為 “x 是甚麼”？如是相關性問題是形上學的問題，不應以犧牲真理為代價而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為了達致這論述，Jeffery Bell 以每篇不到一頁的篇幅、首先對 “新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the new”、“關係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relations”、“湧現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emergence” 以及 “一與多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one and many” ( p 10 ) 四個形上學問題在其歷史和相關性上進行了簡短的描述，從而在本書的建構過程中便建立起來。Bell 是通過一系列激發 “問題觀念 Problematic Ideas” 的辯論來解決這些問題。其中包括：Plato 的 “第三人論證 Plato’s third man argument” 和 “無限後退 infinite regress” 的威脅；關係問題；“問題場 problematic Fields” / 問題觀念。涵蓋的人物範圍從歷史人物（ Plato、Spinoza、Hume、Kant ）到分析哲學人物（ Bertrand Russell、Rudolf Carnap、Wilfrid Sellars、Donald Davidson ），再到歐陸哲學人物（ Gilles Deleuze、Theodor Adorno、Pierre Bourdieu、Martin Heidegger ）。本書的最後部分使用 “問題觀念” 來澄清最初的問題 。例如，最後幾節涵蓋了 D.M. Armstrong 和 David Lewis 關於 “一” 和 “多” 問題的內容 ；Mark Wilson 和 Theodor Adorno 的 “從一杯咖啡中學習” ( §14 )；以及 Rudolf Carnap、Wilfrid Sellars 和 Quentin Meillassoux 於形上學的命運的觀點 ( §15 )。 本書獨特性質和風格 首先，探究 ( §9 ) “論問題場 On Problematic Fields”，將 Wilfrid Sellars、量子場論、Pierre Bourdieu、Bertrand Russell、J. L. Austin、Gilles Deleuze 和 Plato 關於問題場概念的討論編織在一起。以一個簡單化的方式來描述，個性化的現實、離散實體、無窮小差異的虛擬性在 “問題場” 中得以進行並獲得調解。Jeffery Bell 表明，它們不僅對哲學至關重要，而且對社會學和物理學也至關重要。“問題場” 不僅提供了一種思考新事物的方法，而且還避免了困擾西方形上學的各種二分法（一/多、多元/一元論、永恆/流動等）。為了澄清這個概念，Bell 提供了 Deleuze 學習游泳的一個例子 ( p 75 )。這一節設法在一個極其密集的主題的清晰度和深刻性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Bell 避免由於技術困難或 '行頭話' 而忽視了論證。 現象學很久以前就承諾讓哲學回歸事物本身；據稱，Jean-Paul Sartre 前往柏林學習現象學為的是可以讓他從哲學上研究一杯啤酒（或 de Beauvoir 所說的一杯啤酒）。但可悲的是，現象學大多未能兌現這一承諾。( §14 ) “從一杯咖啡中學習 Learning from a Cup of Coffee” 糾正了這個問題。Jeffrey Bell 在這裡匯集了 Mark Wilson、Adorno 以及聯同 Husserl、Heidegger 和其他人來解釋真實或實際體驗的條件（ Deleuze 的先驗經驗主義）。Bell 提供的體驗包括喝一杯 195°F (91°C) 完美溫度的咖啡或聆聽一首音樂作品 。如果想了解這書的獨特處大可從這裏開始。

人類學家 Roman Loimeier 的最新著作對幾個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在非洲的演變進行了廣泛的調查。通過將伊斯蘭教直接置於當今世界上穆斯林最集中的大陸之一的歷史中心，作者試圖糾正他所謂的 “非洲穆斯林社會學術分析中的邊緣偏見”（ p ix ）。他在這些頁面中聲稱的目的不是提供全面的歷史概述，而是重點關注關鍵地區和時期。為此，他參考了英語、法語和德語的學術出版物，而不是檔案或其他主要來源。 所討論的關鍵時期始於公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對 bilad al-maghrib（非洲地中海沿岸地區）的滲透，止於十九世紀歐洲的殖民統治。關鍵地區包括東 Sahel 和 西 Sahel（在這些頁面中通常用阿拉伯語術語 bilad al-sudan，“黑人的土地 lands of the blacks” 歸為一類）、 Nubia、Ethiopia 和 Horn of Africa、東非海岸和好望角 。Takrur、Mali、Gao、Kano、Darfur 和 Zanzibar 等前殖民政體受到相當多的關注，而北非則受到較少的關注 ，儘管本書的第三章 (The Sahara as Connective Space ) 將撒哈拉視為 “連接空間 connective space”，可能會使將非洲大陸劃分為離散的北非和撒哈拉以南地區的任何做法都站不住腳。除了這些關鍵領域之外，本書的章節還探討了伊斯蘭化動態；聖戰；歐洲殖民統治下的穆斯林等主題（這一主題通過三個案例研究來探討：Anglo-Egyptian Sudan、Zanzibar 以及法國的阿拉伯伊斯蘭 Islam arabe 和黑色伊斯蘭 Islam noir 概念）。 幾乎每一章都散佈著一些文本框，涉及與該章的主要主題相關但通常不同的各種主題。 因此，題為 “撒哈拉作為連通空間 The Sahara as Connective Space ” 的章節包括一個關於葡萄牙海上創新的方框 ( p 56 )，這些創新最終取代了許多跨撒哈拉貿易；bilad al-sudan 中關於伊斯蘭化的章節包括一個關於歐洲武器對非洲內部衝突影響的專欄 ( p 78 )； 關於東非海岸的章節包括關於 Madagascar 的一個方框（ Madagascar 是一個基本上非穆斯林的社會，即使在高地王室，Madagascar 語直到十九世紀也是用阿拉伯文字書寫的）( p 215 )； 關於開普敦穆斯林的章節包括一個關於天花造成的破壞以及隨後當地穆斯林社會動蕩的專欄 ( p 249 )。 這些方框幫助作者繪製出其關注區域內部和之間的聯繫和對比。 這本書雖然範圍不全面，視角也不全面，但無疑是百科全書式的，傳達了有關貿易網絡 、政治領導人、戰爭、聯盟、人口變化和宗教學者的豐富的、偶爾深奧的事實。任何涉入這條溪流的人都會被其中的一些水流和漩渦所喚醒，而不會被其他水流和漩渦所感動 。 例如，對穆斯林在 Asante 王室中的角色特別感興趣的讀者可能不太想知道 1912 年之前在開普敦 Awwal 清真寺主持祈禱的所有伊瑪目的名字，反之亦然。 讀者可能或多或少對 Senegalese Sufi 派領導人 Amadou Bamba 的職業生涯、Omani 對印度洋控制權的興衰，或者十六世紀蘇丹 Funj 部落聯盟的形成感興趣。但這些案例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南非的穆斯林與 Senegal 或 Somalia 的穆斯林有什麼共同點（如果有的話）？他們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穆斯林有什麼不同嗎？ Roman Loimeier 對歷史記載的綜合併沒有對這些問題提供明確的答案，但它確實提供了建議。某些主題在整本書中反復出現，跨越了廣泛的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商業及其在整個伊斯蘭教大陸的建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伊斯蘭教作為由商人和政治精英組成的少數羣體的宗教而存在了好幾代。在非洲大部分地區，從西 Sahel 到東非內陸，伊斯蘭教直到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才成為主流信仰，這一轉變往往與 Sufi 派兄弟會的成功同時發生。這些兄弟情誼的傳播反過來又伴隨著對當地社會等級制度和地位競爭的挑戰，像 dhikr（一種背誦和冥想的練習）這樣的 Sufi 儀式逐漸被視為 “一種不依賴於文學成就的精神實現方式” ”（ p 237 ）。 另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是非洲精英利用伊斯蘭教作為宣稱擁有外來血統的手段，從而提高社會地位。對於 Berbers 人來說，這些外部起源據說來自阿拉伯。對於前殖民時期Gao 和 Timbuktu 的 Songhay 精英來說，據說他們來自摩洛哥。Swahili 海岸的精英聲稱是 Oman 或波斯的後裔。正如 Jean-François Bayart 在 "The State in Africa: The Politics of the Belly" 中所描述的那樣，所有這些基於與外國勢力的聯繫來構建身份的嘗試都可以被理解為二十世紀末非洲 "外向性策略 strategies of extraversion" 的先驅 ( "The State in Africa" ，Longman 1993. p 21 )。Loimeier 煞費苦心地說明了所形成的經常令人驚訝的相互聯繫，特別是在歐洲正式殖民之前：例如，第一部以南非荷蘭語出版的《古蘭經》註釋出現於 1863 年，比第一部南非荷蘭語聖經早了二十年；後來，Zanzibar 於 1879 年鋪設了第一條電報電纜，該電纜不是將該島與非洲大陸連接起來，而是與 Aden 連接。 總的來説，"Muslim Societies in Africa: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根據非洲穆斯林社會在非洲歷史和伊斯蘭世界歷史中的作用，對非洲穆斯林社會進行了簡要概述。Roman Loimeier 指出了非洲歷史、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模式和特點，並闡述了伊斯蘭教在長期時期的影響。為了了解人們的遷徙以及他們如何接觸，Loimeier 考慮了地理、生態和氣候以及宗教皈依、貿易和奴隸制。非洲的穆斯林社會避免將非洲的穆斯林理想化或妖魔化，避免同質化的誘惑，或者將他們歸類為比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或多或少正統的誘惑。這部全面的歷史對非洲穆斯林過去的複雜性提供了平衡的看法，同時展望了非洲在全球化穆斯林世界中的未來角色。對於研究非洲特定穆斯林社會並希望更廣泛地了解伊斯蘭教對整個非洲大陸的影響的學者來說，這本書值得一讀。

#0000 ibrojamanto = libro jamanto 愛書 人生不免會遇到種種問題、疑惑……能有良朋同探討固然好。不然透過書籍（其他人、先輩的智慧）而獲得啟迪亦是佳事。 此處所介紹者即為生活上遇到種種事、而有所感……從而就所曾涉獵、而網絡上有者予以對應而成……望能助己鞏固所學外、亦可助人令有所啟發…… （書得自網絡而共享、切勿作商業用途) friendship @telebook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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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螞蟻以前曾經看過一套小說《螞蟻三部曲》講述了在漫長的螞蟻族群戰爭中，褐蟻聯邦意欲成為螞蟻世界乃至整個地球的霸主與人類世界之間進行的血雨腥風、驚心動魄的故事。螞蟻這種老幼皆知且無人重視的微小昆蟲，在本書中被塑造成地球上兩大社會文明之一，並與人類社會文明相提並論。小說從地球生態平衡的高度，描寫了人類和螞蟻這兩大社會文明在確定誰是地球真正主人的競爭中，從接觸、衝突到合作的史詩般的過程，同時首次向人們徹底揭示了螞蟻社會文明既神秘迷人又驚心動魄的“地球內部世界”。作者依據精深的螞蟻生態學知識，採用擬人化的手法(螞蟻稱人手指，將讀者帶入了一個宏偉壯觀、不可思議的螞蟻帝國……現在想不到竟找到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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