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揭示希臘經典如何被強迫在當代中国使用以支持政權的政治議程的令人驚訝的故事 。這本書在一個全新的領域，透過當代中国人對古希臘古典文本的解讀，對中国政治和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具有挑釁性的視角。同時，矛盾的是，它透過展示西方古代備受詬病的「死去的白人 dead white men」對另一種文化的重要性，恢復了他們的價值。在討論 Plato、Aristotle、耶穌會士、孔子甚至習近平的章節中，作者分析了天安門事件前後中国人對西方經典的解讀的轉變。西方哲學和政治傳統所熟悉的概念（ 理性、公民和民主，僅舉幾例 ）在中国對偉大希臘思想家的民族主義解釋中要么被剝奪了價值，要么被挪用，要么被顛倒了。Plato 的 “高尚謊言 Noble Lie” 及其遺傳意義受到讚揚；Aristotle 的 “政治學 Politics” 被視為對公民的洗腦；事實證明，Thucydides 對雅典民主的批評對現代美國來說太有先見之明。該書最後研究了習近平持續推行的「和諧社會」政策（ 與儒家學說直接相關，但與蘇格拉底學說無關 ）作為国內和外交政策的原則。當我們問經典留給我們什麼教訓時，新中国正在以一種非常具有話題性和政治性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 xxxxx 「 亞里斯多德真有此人嗎」？這個充滿挑釁意味的質疑是中國抖音網紅、人民大學美中關係專家金燦榮掀起的另一場中國與西方的敘事戰（narrative war）。南華早報報導，金燦榮相關影片在網路上瘋傳，並引發有關西方歷史可信度的論辯海嘯。金燦榮宣稱，在13 世紀前，沒有文獻證明這位希臘哲學家存在，即使 2000多年前他存在，但在 11 世紀紙張傳入歐洲之前，他也不可能寫了數百本書，這些書共包含數百萬文字。影片中他說，「亞里斯多德是突然冒出來的，而且他什麼都懂，光學也懂、倫理學也懂、經濟也懂、政治也懂，不存在這種人」。 “Plato Goes to China: The Greek Classic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是 2018 Shadi Bartsch 年在 Oberlin College 發表的 Martin Lectures 的擴展版本。這些講座探討了像中國/国這樣擁有自己的古代文本和既定學術傳統的文明如何看待古希臘文明經典。身為一位傑出的古典學家，Bartsch 一直致力於揭示中国翻譯家、學者和其他評論家對 Plato、Aristotle、Thucydides 等人物作品的看法。她不是漢學家，也沒有聲稱 “理解他們複雜的現在是如何透過同樣複雜的過去來了解的”（ pp xiii-xiv ）。然而，Bartsch 學習普通話多年，了解中國/国歷史，也熟悉中国的學術研究、新聞和政治評論員。她的目標之一是啟發其他人從其他文明的角度思考古希臘作品。 另一個是加深我們對國際共同的「複雜現狀 complex present」的理解（ pp xiii-xiv ）。 儘管聽起來不太可能，但了解當今中国及其如何看待西方的一個啟發性的方法是觀察中国知識分子解釋（ 或誤解 ）希臘經典的驚人方式。在 “Plato Goes to China: The Greek Classic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中，Bartsch 透過探索 Plato、Aristotle、Thucydides 和其他古代作家的中文解讀，對中国政治和意識形態進行了挑釁性的審視。她展示了中国思想家如何戲劇性地重塑希臘經典，以支持中国的政治議程，診斷西方的弊病，並維護中国自己的儒家古典傳統的優越性。

著名考古學家 David Wengrow 在對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 “文明的誕生” 進行了生動的新描述，將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匯集在統一的歷史中，在這兩個國家中，人們為眾神創造了城市、王國和紀念性寺廟。但 Wengrow 認為，文明不僅僅意味著大規模的定居點和努力。同樣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見但基本的做法，例如做飯、持家和清潔身體。Wengrow 追溯了從史前時代到金字塔時代這些實踐的發展，揭示了遙遠地區之間意想不到的聯繫，並為我們認為遠離我們自己的社會的運作提供了新的見解。這迫使我們認識到文明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通過不同社會之間文化的混合和借鑒而形成的。最後，它在古代近東和根據理想形象重塑世界的當代嘗試之間進行了明顯的相似之處的發現。 David Wengrow 表示，新的研究正在改變我們對古代近東的印象。在這本薄薄 “What Makes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的書中，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研究所比較考古學的 David Wengrow 對這一轉變進行了有益的總結。在此過程中，他為我們理解歷史文明的本質做出了重大貢獻。 儘管歷史學家，特別是那些熟悉世界體系分析的歷史學家，當然知道古代世界存在貿易和文化交流，但他們通常將這些理解為截然不同的社會之間的相遇。大多數早期文明的研究都集中在一個人為隔離的地區；現代國家博物館亦強化了這種趨勢。因此，我們認為古代近東是一個由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居住的世界，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被認為具有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獨特方式。Wengrow 對這一切提出質疑，認為 “古代近東的文化身份是互動和交流的產物，而不是孤立的產物” ( p 13 )。“埃及社會和美索不達米亞社會，” “都是從一個共同的 '大鍋' 中汲取營養的文明”（ p xviii）。甚至土庫曼斯坦、伊朗高原和阿拉伯等周邊地區也與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和印度河等河流社會相連。 David Wengrow 的 “What Makes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於 2010 年首次出版已以來有了新的平裝本。在序言中，Wengrow 強調他對 “文明 Civilization” 一詞的使用不同於跨文化研究中的常見用法。他認為，這些研究中 “文明” 一詞的含義是中央集權政府、君主制、有文化的官僚機構、稅收、常備軍和奴隸制的興起。定義 “文明” 的另一種方式是指 “社會形成道德共同體的能力 —— 一個擴展的交流和互動領域 —— 儘管存在種族、語言、信仰體系或領土歸屬的差異”（ p 15 ）。 引言提供了自 18 世紀以來埃及和近東研究的簡短歷史。Wengrow 指出，帝國主義影響了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歷史態度，並提供了一個科學種族主義的例子來支持這一說法。他認為，近東在文明與非文明之間保留著崇高的地位，這是一個悖論（ p 5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在這一時期的帝國和殖民話語中，科學種族主義被用來論證埃及和近東地區是 “高雅文化” 的承載者，屬於白人種族。 埃及和近東在這些進化敘事中的崇高地位與當時西方殖民列強的侵占是緊密相關的。科學種族主義只是用於此目的的眾多工具之一。Wengrow 在引言中強調，仍有一些需要謹慎的地方。例如，他指出，在埃及圖像學中，保護國王身體的工作通常落在神身上，而不是人身上（ p 8 ）。對古代埃及戰場描繪的調查實際上表明了戰場上國王的獨特性，而以神和人作為他的保護者的描繪都是例外。Wengrow 也正確地批評了我們仍然使用 “希臘人”、“埃及人” 和 “美索不達米亞人” 這些術語，而沒有太多反思（ p 13 ）。 本書的第一部分 “The Cauldron of Civilization” 講述了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早期社會的發展，這些社會位於作者所說的 “文明的大鍋” 中，如此命名反映了作者對烹飪方法重要性的堅持。在第一章 “Camouflaged Borrowings” 中，Wengrow 指出，沒有書面證據表明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城邦在其存在的第一個千年（大致相當於公元前第三個千年）期間直接相互了解（ p 22 ）。然而，我們知道埃及和 Levant 之間有廣泛的接觸，特別是與 Byblos，因此這種理解將來可能會改變。 第二章 “On the Trail of Blue-Haired Gods” 討論了對青金石的共同看法及其在埃及和近東早期社會中的作用。Wengrow 想要問的是這種青金石的共享體驗是如何開發出來的 。第三章 “Neolithic Worlds” 講述了農業的出現、定居生活和烹飪方法的變化。 Wengrow 指出，埃及與鄰近文化不同，認為房屋是與死者交流的場所，這種觀點存在於鄰近文化中，而不是在埃及（ p 51 ）。 第四章 “The (First) Global Village” 講述了冶金術的出現以及影響冶金術文化的變化。第五章 “Origin of Cities” 討論了城市化進程的許多影響，包括純潔和傳染概念的改變，以及從美索不達米亞定居點移除殯葬領域（ p 75 ）。在這一章中，Wengrow 使用 “風險資本主義 venture capitalism”一詞來描述青銅時代的經濟（ p 80 ）。然而，在這一點上，作者本可以對有關古代經濟的兩種相互競爭的觀點（即現代主義和實質主義觀點）提供更批判性的總結，因為對於不知情的讀者來說，甚至存在青銅時代資本主義這樣的東西的說法可能會讓人感到驚訝。 第六章 “From the Ganges to the Danube: The Bronze Age” 探討了青銅在連接不同的、有時甚至是遙遠的社會方面的作用。第七章 “Cosmology and Commerce” 討論了在青銅時代如何與商業網絡聯繫起來看待神聖的身體及其構成的物質。第八章 “The Labours of Kingship” 討論了埃及和近東王權定義的異同。Wengrow 關於埃及 “人類俘虜從Nubia 和 Libya 逼近，受到埃及諸神束縛和領導” （ p 146 ）的說法很有趣，因為沒有任何已知的古埃及諸神在戰爭中領導外國俘虜的描述。考慮到暴力的禮儀，即定義哪些暴力行為可以以文本或圖像形式、以何種形式、在何種背景下以及由誰來表現的規則和實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神聖的力量是通過國王來調節的，文本證明表明眾神可以使用這些力量來對抗他的敵人。然而，諸神雖然支持國王，卻沒有與他的敵人互動。 本書的第二部分 “Forgetting the Old Regime” 回到了研究的歷史，以 “Enlightenment from a Dark Source” 一章開始。作者的目標是探索現代對古代近東的接受。同樣的目標在第十章 “Ruined Regimes: Egypt at the Revolution” 中繼續討論了埃及的接受情況。總 體印像是，本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間沒有顯著的聯繫，並且不清楚第一部分的討論和論點與第二部分有何關係。在最後一章 “Conclusion: What Makes Civilization?” 中，Wengrow 總結了他的觀點，強調了近東地區對房屋和身體的看法的長久性、以及他在書中所關注的整個時期（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晚期）的資源流動和連通性。結論只有兩頁半。這感覺相當簡短，它為讀者提供的更多的是總結，而不是本書主要問題的答案：文明是什麼？本書的最後提供了進一步閱讀的清單，其中包含作者在每一章中使用的關鍵參考文獻。主要問題是與本書第一版相比，文獻沒有更新。 總之，甚麼造就了文明？ 本書可以說是一本針對普通讀者和考古學的，由具有該領域傑出學術背景和比較考古學專業知識的作者撰寫入門讀物。 這本書很好地總結了研究歷史，並為讀者提供了有關埃及和近東學者探索的主題的討論。 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更加謹慎的閱讀，因為溫格羅無法冒險透露細節。 他提倡一種青銅時代經濟的方法，但並非所有學者都認同這種方法。

這本書包括一個引言，清楚地確定了主題、其固有的挑戰和本書的中心主張； 六章，按時間順序組織，每一章主要包括對一些選定作者的細讀，但將他們包裹在廣泛的歷史和哲學背景中； 並且，作為整體，前後兩篇短文 “開胃小菜 Hors d’oeuvre” 既準備又質疑專著對文學策略的既定重點。 有兩位對音樂感興趣但實際上發瘋的作家 —— Hölderlin和 Nietzsche。 這項研究的一個優點是，Hamilton 意識到撰寫一本關於抵抗感官的事物的學術書籍所涉及的方法論問題（ pp 8-11 ），但他沒有屈服於該主題可能帶來的誘惑 ，他的寫作既明智又沉著。 引人注目的隱喻闡明了他的解釋，從不退化為純粹的文字遊戲。 Denis Diderot 的 “Rameau’s Nephew” 是前兩章（ “Hearing Voices” 和 “Unequal Song” ）的重點。 首先，Hamilton 分析了敘述者對他與侄子談話的描述中隱含的 “雙重表達 double articulation”。 當侄子 (Lui) 通過雜亂無章的思想和音樂爆發來表達他的即時性時，敘述者 (Moi) 試圖清晰地理解 Lui 的話語（他的 “聲音 voice’）。 在第二章中，第一章的區別被用來描繪時間和意識的兩種途徑，一種是人通過概念反思實現時間的恆久不變而成為自我，另一種是人與自己隨著時間的流逝中的 “不平等 unequal”。 第三章（“Resounding Sense”）著重於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中 Hegel 對 “Rameau’s Nephew” 和 Rousseau 的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 的解讀，以展示作家通過在聲音和非理性中尋找意義來批評現成理性的啟蒙文化的各種方式。第四章（“The Most Violent of the Arts”）講述了從 Dionysius Longinus 和 Edmund Burke 到Kant、Herder 和 Wackenroder 等各種作家對聲音和音樂的崇高態度。 第五章和第六章（“With Arts Unknown Before” 和 “Before and After Language”）分別研究了 Kleist 和 E. T. A. Hoffmann。 兩位作家都感受到了他們個人生活中音樂和瘋狂的雙重牽引，並將它們變成了文學中心主題。 但是，儘管 Kleist 從未設法解決他們對他自己身份的攻擊並最終自殺，但 Hoffmann 找到了質疑理性和固定形式的方法，同時又不會讓他自己 “無效 unworked”。 這些簡短的總結並沒有體現出 Hamilton 論點的精妙之處，也沒有體現出他對細微細節的豐富洞察力，因為他的長處在於富有想像力的仔細閱讀。 一個例子：Hamilton 使用了 “Rameau’s Nephew” 的兩個小細節——敘述者將侄子指定為“Silenus”，而 Diderot 稱對話為“satyre”（他沒有使用詞源上不同的術語 “satire” ）——來聯繫希臘起源的文本：音樂的基礎神話（Apollo 和 Marsyas ）和 Plato 的 "Apology" 和 "Symposium"（其中陶醉的 Alcibiades 將 Socrates 與 Silenus 和 Marsyas 進行比較）。 （希臘文字在書中經常出現。）Apollo 和 Marsyas 代表了兩種瘋狂之間的對立，這兩種瘋狂代表了具身思想的上限和下限 —— Apollo 理性的瘋狂將所有經驗都屈服於永恆的概念和美麗的形式（ 以七弦琴的 Pythagoras 調音為代表），以及永遠不會超越直接經驗的 Marsyas 化身的瘋狂（以呼吸聲為代表）。 作為 Marsyas 和 Silenus， Socrates 使用語言不是為了定義真理，而是為了質疑，讓他的爭論者參與到一個過程中。 與 Plato 不同， Socrates 不信任寫作。 “他解開每個對話者的美妙話語”，他的追求“是通過分析語言的運作方式來審視語言所說的內容”。 他的諷刺幾乎不尊重語言形成的所有真理”（ p 44）。 當 Hamilton 從希臘文學之旅回到 Diderot 時，他用這些見解來闡明 Diderot 文本的小細節（侄子的台詞“啊，啊，你瞧，哲學家先生 Ah, ah, vous voilà, M. le philosophe ” ( p 47 )讓人想起 Ovid 講述 "Metamorphoses" 的神話 '你為什麼剝我？/ 你為什麼要把我從自己身邊拉開？ A! Piget! A! non est . . tibia tanti'( p 40 )，既代表了無法理解的即時性的非語義呼喊），也強調了在 Diderot 的對話中和一般情況下，語言不需要追求概念的恆定性。 Hamilton 方法的一個顯著方面是，儘管他強調對文學“作品”進行仔細的文本分析：“生活與作品之間的界限，總是必須得出的批判性解釋永遠不會是嚴格的”（ p 206）。 在仔細閱讀的壓力下，Hamilton 揭示了文學作品既是文本比喻和主題的多義網絡，每一個都有廣泛而悠久的歐洲歷史，也是對個人、文學和哲學問題的具體回應，每一個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 Hamilton 創造性的細讀以對哲學論證、歷史背景和傳記的簡潔總結為基礎。 有時，雙重方法 —— 尊重語境和創造性解釋 —— 會出現壓力。 例如，在關於崇高的章節中， Hamilton 首先總結了 Kant 對崇高方法的標准標準描述：當想像力找到極限時，一個人會感到不知所措，但受阻的體驗揭示了理性和道德準則的存在，否則實證經驗無法獲得。 Kant 認為，崇高的是理性的和道德的主體。 音樂本身並沒有進入 Kant 的崇高思想。 Hamilton 隨後提請讀者註意對藝術的眾所周知的貶低性評論：一個人不能對音樂視而不見，無論如何音樂可能只是令人愉快而不是美麗。 正如 Hamilton 所讀的那樣，Kant 無法閉上耳朵 —— 以防止音樂打擾他的哲學沉思 —— 被解讀為對音樂崇高暴力的含蓄鞠躬。 本書在音樂方面具有廣泛的說服力，因為 Kant 前後的作家在討論崇高時經常提到音樂。 然而，Kant 也指出，強烈的氣味同樣難以忍受。 按照 Hamilton 的邏輯，惡臭也應該是崇高的，但很難找到 18 世紀的傳統來支持這一結論。 Hamilton 為這種超越作者有意識意圖的解讀提供了隱含的基本原理。 在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中討論 Hegel 對 Diderot 的 “Rameau’s Nephew” 富有成效的誤讀時——正如 Hamilton 指出的那樣，Hegel 的三段引文重新解釋了 Diderot 在他的對話中建立的二分法，例如，將 Diderot 的自然事物作為文化的裂痕 —— 作者讚賞地將 Hegel 的方法描述為 “非常哲學的 eminently philosophical”( p 92)。 “就像迴聲一樣，他剪切和拼接文本片段，從而超越和改造原作。 . . . 觀念論哲學家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糾正純粹理性主義立場的不足”（ p 94）。 在最好的例子中，Hamilton 確實超越了直接的文學和哲學史，揭示了文本中陰燃的意義，而且與 Hegel 不同，他是一位非常尊重和謹慎的語言學家，不會完全剝奪他的作者的文本。 考慮到 Hamilton 對他的主題的仔細限定——他對音樂和瘋狂作為文學主題和隱喻感興趣，而不是作為藝術形式——音樂和瘋狂的固定位置作為即時性、具體化和所有非語義事物的標記是有道理的。 對於 18 世紀和 19 世紀初為啟蒙運動理想而苦苦掙扎的作家來說，這無疑是它們的吸引力所在。 然而，Hamilton 有時似乎從對文學主題的歷史定位研究轉向關於音樂本質的一般性陳述（不考慮瘋狂）。 “發生在不可逆轉的流動中，可以說音樂中沒有真正的重複，至少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重複。 儘管所有的審美體驗都無可否認地參與了某種時間的展開。 . . 音樂的時間是完全固有的”（ pp 31-32）； “音樂是卓越的時間藝術，是過程、變化和交替的藝術”（ p 61）。 對於那些在過去 30 年中研究音樂敘事和意義問題的音樂學家來說，他們要么拒絕了音樂的不可言說性，要么對音樂的不可言喻性進行了細微的描述，這樣的陳述似乎值得懷疑。 雖然 Hamilton 願意陪伴他研究的作家批評 18 世紀關於語言的內在合理性，及其與穩定主觀性的關係的偏見 ;但他對同時期音樂家和評論家試圖發現使音樂具有意義的可能性的嘗試不太感興趣 ，即使沒有文字，也可以通過將其製作成作品來及時阻止其消散。 難道當時的文學和哲學作家都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探索嗎？ 或者，如果他們意識到了這些（就像 E. T. A. Hoffmann 肯定知道的那樣），他們對文學問題的承諾是否足以阻止他們看到這樣的探索？ 作為對文學痴迷的研究， Hamilton 的書將仍然是那些對不可言喻的音樂理念的起源感興趣的人的重要文本，但關於那個時期對音樂的瘋狂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社會並不太平，國際社會上更不太平。 從地區社會運動、到國際上南海、俄烏戰爭，而到最近哈馬斯綁架殺害與以色列有關的平民而再次引發的戰爭中，可見人類雖然步入二十一世紀，但仍然處於野蠻狀態中，相信暴力可以解決問題；而有些國及其国民更沾沾自喜以為可得漁人之利。這不禁想起法國哲學家 Grégoire Chamayou 於 2010 年出版，而於 2012 年翻譯為英文的一本書 "Les Chasses à l'homme "《 Manhunts: A Philosophical History》。"Manhunts" 觸及了權力、權威和統治的問題，深入探討了西方對人類的狩獵，從古代斯巴達，到中世紀，再到現代追逐無證移民的做法。Grégoire Chamayou 結合了歷史事件和哲學反思，審視了對逃亡的個人和小團體的系統化和有組織的搜尋，因為他們藐視權威、犯下罪行、僅僅因為存在而顯得危險，或被歸類為非人類或可有可無。 Grégoire Chamayou 從古希臘時期，年輕的斯巴達人獵殺 Helots（斯巴達的農奴）作為入會儀式，Aristotle 和其他哲學家透過創造自然奴隸的概念，幫助證明掠奪和奴役外國人的合理性。Chamayou 他討論了中世紀對異端的追捕；近代早期的新大陸原住民；其他時代的流浪者、猶太人、罪犯、逃亡奴隸；以及今天的非法移民。Chamayou 探討了關於人類和非人類的不斷演變的觀念，我們對敵人和社會邊緣人的責任，以及統治的合法性，他表明對人類的狩獵不應該被歷史地對待，追捕的理由和目的與其做法一樣千差萬別。他研究了狩獵的心理，並指出，從賞金獵人到 Balzac，許多人都曾寫過當獵物同樣聰明和狡猾時狩獵的興奮感。 "Manhunts: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是一部講述非傳統主題的非傳統歷史，深入思考了一種古老的暴力形式的動態。 搜捕 (Manhunts) 可能是所有權力的典範嗎？Grégoire Chamayou 大膽地跨越了幾個世紀對這一假設進行了檢驗。在我們對權力、主權和治理的考察中，對生命權力的整體關注目前正被更多的死亡和殺戮理論化所補充。然而，在殺戮之前甚至有時取代殺戮的狩獵往往被忽視。然而，正如 Gregoire Chamayou 所寫，“統治是以一種追捕為前提的” ( p 4 ) 。它們審視狩獵和捕捉，它們不是將狩獵和捕獲視為畜牧權力或生物權力的例外 ，而是將其視為權力本身的一種形式。Chamayou 介紹了3000 年的石林追捕技術和原理的哲學史，揭示追捕如何繼續構成當代政治現實。可以說，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種狩獵權，或者正如 Chamayou 所說的，cynegetics (狩獵)，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但卻如此無縫地融入到權力和治理的結構中，以至於我們沒有注意到它。這本書都描述了基於狩獵的政治秩序，劃定了被納入者和被排除者之間的界線。在這裏，狩獵作為治理是一種本體論治安的形式，某些被視為危險因而不值得保護的人被一次又一次地捕獲 ，以提醒他們作為社會非合法成員的地位。 "Manhunts: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是一本不尋常且激動人心的作品，其目標是書寫 "掠奪性權力 predatory power" 的歷史和哲學。 它既是一部敘事性的歷史，涵蓋從古代世界的奴隸製到今天的無證移民的各個時代，也是對搜捕、國家權力轉變、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以及抵抗各種形式掠奪的希望和失敗。這本書的優點在於它拒絕將搜捕視為隱喻。相反，Gregoire Chamayou 關注的是掠奪、追蹤、放逐、囚禁、監禁等具體暴力 ，以及隨之而來的殺戮。他給出了 “統治群體悠久歷史的片段”，並向我們展示了建立和再生產統治關係所不可或缺的掠奪技術。狩獵需要證明獵人對獵物的過大權力是合理的，因此需要 “獵物理論 theory of prey” 。這樣的理論一再面臨同樣的問題 ：對獵物人性的隱含承認，但同時也受到質疑。Chamayou 追溯了這段基本矛盾的歷史，在每一個例子中都指出了 “人際掠奪 interhuman predation” 合理性的偽論點的不一致之處。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以三句話開始總結和描述他們的書： 頭腦本來就是具身的。 思想大多是無意識的。 抽象概念主要是隱喻性的。 作為一本開拓性著作，"Philosophy in the Flesh《肉身哲學》" 可能改變我們對傳統西方哲學的看法。人類意指何物？知識何以獲取？道德源於何處？向來為西方哲學之中心論題。以往哲學家的一些共識 —— 通過內省而了解其心智、理性具有離身性和普遍性、對世界的思考大多為非隱喻義，如今卻遭遇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質疑。認知無意識、心智親身性、隱喻性思維成為本書的主題。一方面，對心智、真實、時間、原因、自我、道德等概念逐一檢討；一方面，揭示以往哲學其思維模式背後的隱喻結構。本書的旨趣，就在於建構肉身哲學。 他們認為，諸如溫暖或飢餓之類的早期身體感覺成為參考點，發育中的思維將其感知與之進行比較，從而創造出將世界與身體聯繫起來的基本隱喻。例如，我們說有一個 “親密” 朋友是因為身體上的接近 —— 發育中的身體最早的感覺之一 —— 變得與親密相關 。即使是抽象的概念也用物理隱喻來描述：困難是負擔（ “我被義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變化是運動（ “經濟正在走向衰退” ）。 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思維方式的身體起源，就像我們沒有意識到遺傳密碼一樣。 事實上，就像那些為複雜的人類行為尋找遺傳根源的雄心勃勃的社會生物學家一樣，作者們最終剖析了 Kant、Descartes、和 W. V. O. Quine 等人物背後的思想，認為在這些人的哲學文本的高度理性的表面之下，是那些原始遺傳隱喻材料交織在一起的線索。 哲學史是隱喻突變的歷史。作者認為，唯一的問題是許多哲學家自欺欺人地認為存在通過運用非實體理性發現的非實體真理這樣的東西。 使用的遺傳隱喻既具有啟發性又具有局限性，但這畢竟是隱喻的本質：它通過與熟悉的事物進行比較來賦予新事物以形狀。 它還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新事物：它創造界限，提出問題。 使用隱喻幾乎是一項哲學事業。但是在作者對原始隱喻的堅定追求中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普通的言語和思想變得更加共鳴，但哲學的言語和思想卻減弱了。 例如，作者寫道，“道德領域的權威是建立在物理領域的支配地位之上的”( p 301) 。隱喻使這一概念更進一步。道德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官方會計制度，有債務、還款和最高簿記員。 其他隱喻將道德體係與家族權威聯繫起來。 作者認為，Kant 的理論基於“嚴父”的形象，而政治自由主義的道德則基於“養育父母”的形象。( p 317 ) 然而，這種隱喻分析並沒有真正解釋倫理思想或揭示其前提。 它只是將其簡化為一個更基本的隱喻系統。 甚至隱喻也可能比作者所暗示的更複雜。隱喻可以減少觀念 —— “生活是一盒巧克力”當然可以 —— 或者可以擴大觀念 —— 就像 “生活是一個致命的線圈”。關鍵的區別在於與世界的關係，而不是與我們身體的關係。但是對於 Lakoff 和 Johnson 來說，他們無法離開家； 隱喻不斷被拉回身體。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呼籲或宣稱它揭示了對人的意義的全新理解，並呼籲對西方哲學傳統進行徹底的重新思考。 這是前所未有的哲學。那這本書具體如何論述？： 第一部分用認知科學的發現來支持這些句子 “人類理性是動物理性的一種形式，一種與我們的身體和大腦的特性密不可分的理性”和“我們的身體、大腦以及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 我們日常形而上學的主要無意識基礎，即我們對真實事物的感覺。” 第三句是對他們早期隱喻工作的總結（Metaphors We Live, 1980） 第二部分中，它們擴展到對基本哲學問題背後的隱喻進行更詳細的分析，例如時間、事件和原因、思想、自我和道德。 第三部分將該分析應用於從先蘇哲學家 Presocratics 到 Noam Chomsky 等哲學家默認的隱喻，著手從認知科學的視角研究哲學本身。這包括哲學史上各重要時期的學說研究 —— 古希臘哲學，包括先蘇哲學家 Presocratics、Plato 和 Aristotle 的學說；Rene Descartes 的心智理論與啟蒙運動時期的官能心理學；Kant 的道德理論以及分析哲學。作者認為，認知科學的方法為這些宏偉的知識殿堂帶來了嶄新的和深刻的洞察力，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哲學觀念以及解釋它們。儘管這些哲學之間存在根本差異，但是幾個世紀以來，許多人都以為，它們各自似乎是憑直覺獲得的。我們還會涉及這些哲學遺留給當代哲學、語言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問題，尤其是英美析析哲學、Chomsky 語言學，以及使用在經濟與外交政策中的理性行為者模型（rational-actor model）。 第四部分提出了 “經驗責任哲學 empirically responsible philosophy” 的論據及其理解 “我們是誰，我們如何體驗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生活” 的潛力 ( p 551 )。最後，附錄總結了受這種哲學啟發的研究，這些研究已經對具身思維的某些方面進行了計算模擬。

神聖與政治、超越與內在、宗教與暴力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種複雜的關係如何影響西方政治理性的歷史？ 一段時間以來，包括 [Paul W. Kahn](https://en.m.wikipedia.org/wiki/Paul_W._Kahn)、[Alain Badio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lain_Badiou) 和 [William T. Cavanaugh](https://en.m.wikipedia.org/wiki/William_T._Cavanaugh) 在內的一群不同的哲學家、神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一直在使用各種理論框架在神學和政治之間建立有趣的聯繫。 在這本 The Sacred and the Political: Explorations on Mimesis, Violence and Religion書中，一群國際學者根據我們這個時代最具獨創性的思想家之一[René Girard](https://iep.utm.edu/girard/) 提出的文化起源[擬態/模仿理論](https://lukeburgis.com/%E5%B7%A5%E5%85%B7/%E6%A8%A1%E4%BB%BF%E7%90%86%E8%AE%BA101/?lang=zh-hans)[ Mimetic Theo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Qu6vBebwwg)來探討這些問題。 從Aristotle 和他的悲劇思想，到 Machiavelli 和政治現代性，再到當代生命政治學，這本書為那些想要評估西方政治思想中聖禮與政治之間、從古希臘到我們的後世俗狀態，那棘手的相互聯繫並遵循一條未經探索但批判道路的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南 。 在回顧過去的同時，本書還試圖闡明在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中神聖/世俗鴻溝的未來相關性。 這本合集的既定目標是將 Girard 的理論——人類文化建立在替罪羔羊的儀式謀殺之上——與宗教在公共領域的作用相關的緊迫問題以及全球化擴散時代的民主政治相結合的衝突。本書試圖通過將 Girard 的語料庫與從 Aristotle 到 [Gianni Vattimo](https://en.m.wikipedia.org/wiki/Gianni_Vattimo) 等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傑出人物進行對話，來闡明當代形勢。 這些論文中的大多數都涉及比較政治哲學。這些比較文章經常揭示吉拉德和思想家之間令人驚訝的趨同，這可能與Girard作品的精神背道而馳。例如，Ernesto Gallo 的文章 “Unlikely Twin? Machiavelli and Girard on Violence, Cris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著手研究 Girard 關於暴力在建立社會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理論與 Machiavelli 的理論有何相似或不同。Gallo 的分析表明， Girard 和 Machiavelli 都對犧牲暴力的統一維度非常敏感。Gallo 認為，這兩位思想家都同意社會制度依賴於一種原始的任意暴力行為，儘管如此，社會制度仍發揮著抑制人類衝突的重要作用，而他們各自對一般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看法卻大不相同。 本書中進行了許多此類比較，但通常是為了闡明當前的政治問題並指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例如，在“Spinoza, Girar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Purely Immanent Democracy” 中，Stéphane Vinolo 發現 Girard 對當前全球暴力升級危機的解決方案並不令人滿意。在 Girard 看來，替罪羔羊機制通過將社羣中衝突各方的暴力轉向無辜的個人或羣體，有效地限制了古代社羣中人類模仿暴力的範圍。由於基督教——一種崇拜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宗教——揭示了犧牲的受害者實際上是無辜的，替罪羔羊機制和隨之而來的為其辯護的宗教神話被打破了。 Vinolo 認為對 Girard 來說，在後基督教世界結束全球暴力的唯一希望是每個人都同意基督教倫理。 然而，Vinolo 認為這個解決方案不可信。相反，他提出了一種“內在”的民主模式，旨在消除公共空間中所有超驗和絕對價值。他認為，如果民主決定是由簡單多數做出的——不參考絕對道德價值觀——政體中沒有人會被誘惑使用暴力來宣傳他們自己的觀點，或者違背基於先前道德承諾的法律。Vinolo 的提議大膽而發人深省，但它似乎並不比Girard 的更合理，因為這樣一個“內在”的公共空間可能需要清洗繼續堅持超驗道德價值觀的成員。這種清洗的必要性，無論它會如何完成，也背叛了一種潛在的反對暴力的絕對主義立場，尤其是以道德價值觀的名義實施的暴力——這種立場很難在純粹的內在理由上證明是正確的。 像 Vinolo 的那些有趣的政治建議給讀者提供了很多思考的機會，但本書中的文章質量參差不齊。大多數文章組織良好，論證清晰，而其他文章本可以更多地關注可能不熟悉歐陸哲學語言的跨學科讀者，尤其是考慮到Girard 的跨學科吸引力。例如，Paul Dumouchel 的文章“Mimesis and Sartre’s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中充斥著 Jean-Paul Sartre 獨特的哲學術語。不熟悉 Sartre 的人可能很難讀懂 Dumouchel 的文章。文章開頭大量使用了最初未定義的術語，例如“融合群 fused groups"、“系列 series”、“系列結構 serial structures”和“實踐 praxis”。 Dumouchel 在後面解釋 Sartre 的哲學框架時確實需要花一些時間來解釋這些術語。但與此同時，讀者可能不得不有所疑惑。 最後，考慮到大多數文章的主要軌跡，有些文章不太適合放在這本合集中。例如，Arata Takeda 的 “Aristotle on Mimesis and Violence: Things Hidde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並沒有直接或間接地處理當代政治問題，或宗教與現代性對抗所引發的問題。這篇文章本身寫得很好，很有說服力。然而，鑑於本書的既定目標，一些讀者可能會發現關於Aristotle 的戲劇技巧的討論——以及為什麼像 Girard 這樣的歐洲詮釋者錯誤地認為 Aristotle 認為最好的悲劇必須涉及暴力——這點似不合適 總的來說，The Sacred and the Political 是一本優秀而及時的合集，將Girard 的模仿理論與一些古代和當代最著名的西方政治哲學家進行了對話。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通過以政治相關的方式進一步發展Girard 的理論，填補了Girard 學術的空白。學習政治理論、政治神學和後現代哲學的學生會對本書感興趣。

#0000 ibrojamanto = libro jamanto 愛書 人生不免會遇到種種問題、疑惑……能有良朋同探討固然好。不然透過書籍（其他人、先輩的智慧）而獲得啟迪亦是佳事。 此處所介紹者即為生活上遇到種種事、而有所感……從而就所曾涉獵、而網絡上有者予以對應而成……望能助己鞏固所學外、亦可助人令有所啟發…… （書得自網絡而共享、切勿作商業用途) friendship @telebook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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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螞蟻以前曾經看過一套小說《螞蟻三部曲》講述了在漫長的螞蟻族群戰爭中，褐蟻聯邦意欲成為螞蟻世界乃至整個地球的霸主與人類世界之間進行的血雨腥風、驚心動魄的故事。螞蟻這種老幼皆知且無人重視的微小昆蟲，在本書中被塑造成地球上兩大社會文明之一，並與人類社會文明相提並論。小說從地球生態平衡的高度，描寫了人類和螞蟻這兩大社會文明在確定誰是地球真正主人的競爭中，從接觸、衝突到合作的史詩般的過程，同時首次向人們徹底揭示了螞蟻社會文明既神秘迷人又驚心動魄的“地球內部世界”。作者依據精深的螞蟻生態學知識，採用擬人化的手法(螞蟻稱人手指，將讀者帶入了一個宏偉壯觀、不可思議的螞蟻帝國……現在想不到竟找到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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