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主義領導人蔣介石二十年來每天都在日記中寫下同樣的苦澀信息：“報恥辱”。 除了這個精闢的提醒之外，他還會每天添加一條關於中國如何“洗刷”外國列強強加給它的屈辱的建議。 汪錚的書名 "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指的是中文短語 “勿忘国耻”，該詞首次使用於 1915年1月18日譴責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當面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條款。從那時起，“國恥” 一詞被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不同程度地運用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 正如 William Callahan 對此主題的精彩研究所揭示的那樣，中國國民黨（GMD）政府於 1928 年出版了包含不少於 26 個 “國恥日 National Humiliation Days” 的日曆，甚至在 1927 年以後將其中一個 “國恥日” 定為公眾假期。如今，“勿忘国耻” 這個詞出現在中國的博物館裡，出現在中國的學校教科書中，並被用作中國反美、反日示威的口號。然而，汪錚的書並不是對中國人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手中所遭受的國恥進行歷史研究，而是試圖解釋 “國恥 national humiliation” 神話如何成為中國的 “選擇的創傷 chosen trauma”。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国在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大多數重大交易中的官方行為都受到了影響。這種嘗試祗取得了部分成功，首先是受到了未經證實的概括以及對中國共產黨（CCP）領導和政策的道歉式慶祝的影響。 汪錚提請人們注意，人們普遍對集體記憶和歷史政治在現代中國分析中所發揮的作用缺乏興趣。對他來說，“歷史記憶是理解中國政治和對外關係的關鍵”( p 7 )。 作為對中國現代歷史意識的主要影響者，汪錚認為所謂的 “百年屈辱”。在此，他和中共指的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間，包括中國（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 1894/95 ）中戰敗、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1900 年，滿清政府）、《巴黎和約》（1919 年）的條款（儘管汪錚聲稱另有說法）中國（中華民國）代表團從未簽署，以及日本從 1931 年起入侵中國（中華民國政府） 。當中共在鄧小平的現代化政策、東歐共產主義集團的崩潰以及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面臨合法性危機時，中共於 1991 年發起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試圖填補意識形態空白。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 “世紀恥辱 century of humiliation” 成為這場運動的修辭基石。汪錚說，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是這場 “愛國轉向 patriotic turn” 的推動者，最初只針對年輕人和學生，後來發展為全國性的動員。事實上，“中共為這場運動啟動了整個宣傳機器”（ p 112 ）。結果，中共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民族主義青年儲備庫，他們具有排外的歷史意識，中共可以很容易地激活這些青年來服務自己的需要。汪錚對持續的羞辱以及官方和民眾的反應進行了案例研究 ，包括李登輝訪美引發的台海危機（1995-96）、1999 年美國空軍轟炸中國駐 Belgrade 大使館、 以及 2001 年的中美戰機相撞事件。這些新的對中國的 “羞辱 humiliations” 證實了過去官方的 “受害者敘事 victim narrative”，這種敘事在 1990 年代取代了之前頌揚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的 “勝利者敘事 victor narrative” ，以及毛澤東的成功，而忽略了他的失敗。“國恥教育 Education on national humiliation” 通過官方講話、報紙社論、電視劇、學校教育以及全國一萬多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碑林 a forest of monuments”）來推動。 它的目的是保持歷史誹謗的記憶，以激發對中國正在 “復興 rejuvenation” 的自豪感，並教導中國人民熱愛祖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 p 104 ）。 這一主題的豐富資料為深入、透徹地研究中國歷史政治提供了潛力。 汪錚是中國西南部昆明人，曾任北京一家智庫副主任，他撰寫了關於這一重要主題的第一本專著。然而，汪錚的分析存在不少問題。首先，過去、歷史記憶、精英神話和身份之間的關係從未被闡明。汪錚並沒有明確區分過去與歷史和記憶，也沒有討論指定身份和選擇身份之間的區別。他對民族主義的處理也依賴於一種簡單化的模型，該模型按照地理和文化界限區分民族主義：“前瞻性和普遍性 forward-looking and universalistic” 的美國民族主義與 “落後性和特殊性 backward-looking and particularistic” 的中國民族主義（ p 25 ）。不幸的是，本書的讀者永遠面臨著文化本質主義（中國的 “深層文化 deep culture”，p 11 ）和簡單化的刻板印象：“西方許多人傾向於……”、“西方”、“西方人”、“ “中國人”、“中國人對歷史的理解”、“許多中國人熱情地相信……”、“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等等。使用這種刻板詞彙更糟糕的是，這些一般性主張都沒有任何統計或其他證據 。“美國人的歷史感使得美國人普遍對其他人的歷史不滿不敏感”（ p 25 ）這樣是否是過於刻板的概括？此外，汪錚從來沒有定義他的關鍵詞彙：他所說的 “中國” 和 “中國人” 是甚麼意思？難道他的意思是指，中国大陸、香港、台灣人民和東南亞、歐洲、美洲的華人社區的歷史記憶沒有顯著差異嗎？而這又是誰的 “中國” 呢？汪錚常常無法區分政治領導、自上而下的言論和一方面是官方宣傳，另一方面是數億人嚴峻的社會經濟現實，他們可能更關心安全的勞動力和食品、清潔的水和空氣，而不是 “百年的恥辱”。 汪錚在 2008 年不加批判地慶祝北京奧運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委婉地將舉辦這次活動比作一場 “家庭婚禮 family wedding”（ p 156 ），並讚揚 “世界領先的 51 枚金牌，…… 精彩的開幕式，以及昂貴的體育設施建設”（ pp 153-154 ），但沒有提及 2008年毀滅性的四川地震。汪錚暗示，鑑於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中國人更喜歡強大的政府而不是言論自由，然後讚揚 “政府對四川地震的迅速有效的反應”（ p 157 ）。 他完全忽視了中國的許多 “天災” 都有很強的人為因素。這不僅是歷史上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失敗的經濟政策導致數百萬人餓死，而且 2008 年四川地震也是如此。後者很可能是由附近一座大型水力發電大壩造成的，而造成高死亡人數的原因是許多建築物採用臭名昭著的 “豆腐渣” 式建造方式，這些建築物通過賄賂而不是安全檢查獲得施工許可。但汪錚堅稱，“通過其人道主義行動，中共拉近了人民與政府的距離”（ p 158 ）。此時，不禁懷疑自己讀的是一本美國著名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著作，還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宣傳小冊子。認為汪錚所推崇的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的效率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源於強制和壓制、可能證明同樣甚至更高效和有效的替代觀點和方法，這樣的假設是否太牽強？ 汪錚還讚揚媒體對地震的報導，聲稱 “報紙、電視和網絡媒體公開報導了事件”( p 161) ，但他忽視了大規模和持續的審查制度帶來的不便。甚至在悲劇發生五週年之際，中宣部還發出了要求 “[正面報導](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3/05/ministry-of-truth-anniversary-of-sichuan-quake/)” 的審查要求。如果中共像汪錚建議的那樣巧妙地處理了一切，這樣的要求還有必要嗎？ 汪錚的偏見分析的一個症狀是那些批評國家和黨的領導並對中國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提出不同看法的中國人，比如藝術家艾未未、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作家廖亦武，在這項研究中一次也沒有提及。 公平地說，本書的最後一章 (Memory, Nationalism, and China’s Rise) 討論了網絡空間中的民族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對前幾章的部分糾正。汪錚最終承認，“國家歷史的主要敘述仍然基於官方聲明，而不是公眾共識”，而且黨的領導人 “總是避免討論黨造成的巨大失敗和災難”（ p 242 ）。然而，這些讓步並沒有改變本書總體上的歉意基調。儘管存在很多問題，但若仍然對 “中國崛起 rise of China”、中國歷史政治或中國民族主義感興趣的也許也值得一看。也許讀汪錚書的價值不在於它的學術性，而在於它作為一份證明：愛國主義教育和自上而下的歷史政治所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即使在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也能取得多麼成功，那此書還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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